庙会，又称“庙市”“节场”。它是伴随着佛教、道教宗教活动产生的，是以庙为活动空间的一种集宗教、娱乐、贸易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会活动。在庙会当中，宗教文化利用民俗活动扩大了影响，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民俗文化却也借助于宗教场地有效地开展了民俗活动，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两者的整合构成了北京都市民俗文化的一大特点。即使在商场林立、商业贸易十分发达的现代北京，庙会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老北京对庙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偏好。随着1985年地坛庙会的恢复，越来越多的庙会加入到人们的节日单，春节逛庙会成为很多人的爱好。
    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而在唐宋时，则又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等。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二是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为此在其宗教仪式上均增加了媚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这样，不仅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而且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为了争取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北魏时佛教盛行的“行像”活动就是如此。所谓“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又称“行城”、“巡城”等。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生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多时，佛像有千余尊。出行时的队伍中以辟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渐次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衰落，很少见于记载。除了佛、道二教的“行像”，他们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
    原来属于民间信仰的赛会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这样，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而这些宗教活动逐渐世俗比，也就是说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西商举办。这种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巾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使庙会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委狯，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韵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了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人们不同。
   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907一1125)，称为“上巳春游”。元、明、清三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流派的宗教寺庙纷纷在北京建立。据统计，在明代，北京仅佛教寺庙就超过了千座，即使是迭经，战乱后的北平，在和平解放前夕，仍尚存有743座各类寺庙。众多寺庙的建立，促进了北京庙会的进一步兴起，为形成影响重大的庙会文化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庙会对于各个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各得其所。清末年间代的庙会，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均比明代有很大发展。在这些庙会当中，东西两庙的庙会最为著名。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一大市会也”。另外，崇文门外的花市、宣武门外的土地庙等也有类似情况，一个月开三次，以出售日用之物和妇女插戴的纸花为主。此外，还有一年开一次的厂甸、都城隍庙、财神庙、白云观、大钟寺、东岳庙、黄寺、黑寺、雍和宫、蟠桃宫、妙峰山、卧佛寺等。还有一些是行业庙会，过去很多行业都有祭祀祖师的定例，每年一次。一般都是结合本行业祖师诞辰之日举行“善会”。例如八月初一至初三崇文门外花市都灶君庙(厨行）；五月初五安定门外极乐林（瓦木行）和散瘀俄二十九日的丰台花神庙（花农），都有善会。
    民国以后，随着东安市场、劝业场等许多新式商场的诞毕．人们可以从那里获得各式各样的新旧商品，加之政局的动荡，使庙会受到了很大影响，一些庙会的生意逐渐衰微，甚至停办。但是，现代化商业市场的繁荣，并不能完全淹没古老的庙会集市。从经济上考察，庙会集市的商品，尤其是土特产，多数是自产自销，或小摊小贩，通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对于一般市民相当有吸引力。从文化方面考察，庙会上的一些戏曲、杂技完全出于民间艺人的创作，地方气息及生活气息浓厚，仍然为大多数平民所喜闻乐见，符合当时一般群众的欣赏水平。所以，一些庙会并没有因为近代商业的兴起而衰亡，甚至还有一定的发展。据民国年间的记载，“旧京庙宇栉比，设市者居其半数”，“每至市期，商贾云集”。“月开数市者，所售多系日用之品”，“年开一市者，所售多系耍货”，“游人每以购归为乐”。例如，厂甸庙会，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开庙，以古玩、书画的贸易著称，故而来此逛庙会的人很多。据载，1931年春节，有商贩近干户，其中玉器古玩商为三百余户，卖玩物的二百余户，卖日用品的一百余户……足见其热闹程度。
    但是，民国社会的变化，也引起了传统庙会的一些变化。首先，庙会由原来宗教和贸易并重的状况，转变为商业功能日益增强而宗教观念渐趋淡漠。自清代康熙年间起鼎盛京华的五大庙会，即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花市火神庙、土地庙，其声势虽然一直延续到民国，但各个寺庙的香火却一日不如一日。其中道教庙宇火神庙和土地庙，20世纪30年代以后香火逐渐断绝，成为纯商业性的集市。其余隆福寺、报国寺、白塔寺等三座佛教寺院，虽然没有断绝香火，但与贸易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次，庙会过去往往是和传统的岁时节日以及宗教节日结合在一起的，但到了1929年以后，庙会会期改为公历，使其宗教和传统民俗的特点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在日伪当局的残酷统治之下，北平的经济更加萧条，寺院破败，不少庙会也因之停办。到新中国成立初，北京只剩下20余处庙会，而且多数也是不如往昔之繁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的庙会至此已近尾声。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宗教迷信之人越来越少；多种文娱形式百花齐放，花会相对逊色；市民购物更不以庙会为主要市场，所以庙会有自然淘汰的趋势。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庙会当作‘‘四旧”彻底“横扫”了，于是庙会绝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为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北京陆续恢复了春节庙会活动1985年首届地坛春节庙会举办，使中断了数十年的民间活动以春节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获得复苏。地坛庙会以古老的地坛作为依托，注重民族、民间、民俗的特色，讲究文化品位，形成了一种既有浓厚传统民俗积淀，又具有现代特色的新型庙会形式。地坛庙会是规模最大的春节庙会，在庙会上除了有北京特色的手艺绝活、风俗民情、特色小吃外。来自天津的年画、来自陕西和山西的剪纸、来自东北的木雕也令京城百姓大开眼界。一条风味小吃街，让人尝尽各地美食，在这条街上你不仅能吃到正宗的北京的名小吃茶汤、肉串、冰糖葫芦、爆肚、炒肝，还能尝到四川的麻辣烫、酸辣粉、凉面。吃饱了肚子，你可以欣赏民间艺人的精彩表演，杂技、相声、魔术、戏曲、武术、旱船、花会应有尽有。如果你看别人表演觉得不过瘾大可以一试身手，丢钱眼、套圈、拉地龙，很是过瘾。在商品一条街上你可以买到各种日用品、民间工艺品、儿童玩具等，像拨浪鼓、风车、翻花等等儿时的玩具更是成为庙会上的新宠，让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又重返儿时的童真。 地坛庙会恢复以后，全市陆续在公园、庙宇等地恢复或絮建春节庙会，数量多达数十处。几乎各大公园都有自己的庙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厂甸庙会、白云观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日坛庙会等等。这些庙会当中，一些是古老的庙会在京城重现，如东岳庙、白云观、厂甸等；另一些则属于新增庙会，像大观园、龙潭湖等公园等地的庙会。庙会的不断增加，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使逛庙会重新成为北京人的过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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