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数次改变的店址难掩昔日老店辉煌
    明永乐十八年(1420)，西长安街始建。当时此街的东起点有门，叫做长安右门，门外有一牌楼，额称“长安街”。西长安街与东长安街相对，这“长安”二字，便是取“长治久安”之意。而西端，也有一座牌楼，额称“庆云”，俗称“西单牌楼”。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因街两旁均属皇城圣地，虽也人来人往，但令人屏息的政治气氛浓郁，缺少市井之气。
    而到了民国时期，这西长安街市井之气渐浓，有“食馆一条街”之称。民国19年(1930)，西来顺就在这号称“食馆一条街”的西长安街上开张了。

1930～1947(1948)
澡堂子上建起老字号
    关于西来顺的开张，多数人只当是名厨褚祥一人之力，其实不然，西来顺的开张乃是当时的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首倡。冷家骥看准时机，应恒丽绸缎店经理潘佩华、新街口庆丰钱铺庆丰南纸店主人李左之、西单牌楼同懋德南纸店经理程林波、南园澡堂主人蓝某之约，聘请清真菜名厨褚祥创建了西来顺饭庄，店址就在位于西长安街路南的南园澡堂旧址。
    有了褚祥这位名厨，西来顺果真发展很快，声誉不久就与东来顺并驾齐驱，以至当时的旧京有“东来顺及西来顺，羊肉专家谁与竞”的说法。西来顺的迅速崛起在于它填补了当时清真馆子的空白——西来顺的清真菜以精细的清真小炒闻名，菜式华贵，且融入了西式做法，与传统的清真东派菜的爆、烤、涮不同，自成一派，是为“西派”。
    但好景不长，褚祥病故，恒丽绸缎店倒闭，潘佩华撤股，遭遇突然打击的西来顺人财两失，遂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也有人说是1948年)歇业。
    西来顺店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又迎来了新的主人——全聚德和鸿宾楼，但西来顺却长期沉默着，直至1986年。

1986～2002．4
遥望白塔迎接新客
    1986~1z，北京市决定恢复一些已经消失的老字号，西来顺借这次契机得以“重生”。
    1986年5月16日，西来顺重新开始营业，新的店址选在阜内大街113号，与妙应寺白塔遥遥相对，新店面是座二层小楼，大理石地面，店堂按照伊斯兰风格布置，幽雅安静，营业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在此就餐的客人们能够从二楼的窗户　中看到白塔。
　 经过了30多年的断层，这时的西来顺几乎全由和老店毫无瓜葛的“新人”担纲，唯一传承了西来顺古老传统的可算是名厨杨永和了，他当年与褚祥一起工作，颇得其中真味，他为西来顺培养出承前启后的新人，西来顺又开始了它新的辉煌。
    同样的好景不长，2002年，阜内大街改造，西来顺被迫搬迁，今天重回阜内大街113号，西来顺的旧址已成一片废墟，被铁板围了一圈，原来的二层小楼只余一段残墙，仅能够看到楼梯的痕迹和当时精心装修的痕迹。

2002．9至今
交通要道上的尴尬
    2002年4月，西来顺正式搬离阜内大街；5个月后，西来顺来到新的地址——北新华街116号。
    这里应是繁华热闹之地。新址往南几十步远就是和平门地铁站，每天人来人往；再往南200米，就到了琉璃厂，常在那里徘徊的不仅有眷恋旧日时光的老人，也有对中国文化怀着好奇或是迷恋的外国友人——这些群体原本应当是老字号的宾客。
    而不幸，又是拆迁。南新华街的两旁变成了被铁围栏围起来的拆迁现场。虽然只是几百米的距离，但尘土飞扬的拥挤道路阻碍了食客们前进的脚步；往西至宣武门，则是等待着新住户的危改工程，现在还是空无一人的空场，西来顺在北新华街的新址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正是对面拆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没有住户，没有客人。搬了新址的西来顺面对着虽地处交通要道却客源稀少的冷清和尴尬。
    更大的改变是营业面积的缩小，从此前的2000多平方米变成了430平方米。狭小的面积阻碍了西来顺的发展，因为空间不够放不下鸭炉等必备设施，原来的清真烤鸭只得被迫停止。装修也从简了，在阜内大街的包房墙壁都是软包的，现在是硬包，只贴了一层墙纸。
    但是狭小却掩不住老店曾有的辉煌，走上狭窄的楼梯，在二楼的转角处能够看到显眼的一面大锦旗，是别人在京剧名角马连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赠送的。
    西来顺也在等待着回迁的住户，等待着他们来品尝这老字号的滋味。

不同年代留下不同的记忆断层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西来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86年期间有长达30多年的断层，导致许多记忆都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中间的一段成为空白，无人得知。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段初创岁月也因没有直接的传人而变得语焉不详。
    即便是西来顺今天的经理，也很难对西来顺70多年前的历史说得清楚。他给了我薄薄两页的资料后却对我自己收集并打印下来的资料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询问我能否复印一份，因为他们自己的手里并没有这些东西，“宝贵”—对于这些他没有的资料，他说了这样两个字。
    没有当事人的讲述，也没有资料图片，西来顺的历史不仅对我这个局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就是对于今天的“西来顺人”自己来说也并不是耳熟能详的东西。我们唯一看到的对于民国时期西来顺的描述来自台湾美食家唐鲁孙的回忆：“门口左右两边，挂着红字白底烤涮两个磨盘般大字，周围缀满了小电灯，既豁亮又醒眼。一进门是长条院子，正房跟两边东西厢房，都隔成雅座，高大的铅铁照棚底下，摆了一排烤肉炙子……”
    那个时候的西长安街还没有现在这么宽敞，也没有这样的威严，反而是饭馆林立，朝东西两边望去，还能看到高耸的牌楼。短暂繁荣的西来顺在新一中国成立前夕就迅速地衰落了，没有经历大部分老字号都经过的公私合营，当然也没能看到它所在的西长安街的变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因为妨碍交通，很多牌楼都被推倒了，西长安街东西两头的两座牌楼自然也不能幸免。唯一仍流传至今的“西单”这个称呼还在向我们证明：它们，曾经存在。
    东西长安街不断地变长变宽，并且在这变长变宽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提到长安街，就想起曾发生在这里的感人泪下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想起在各种各样的载体里无数次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天安门。
    留在褚祥心中的西长安街的印象，是他的西来顺店铺和林立的饭馆酒肆，是从长安大戏院唱完戏跑到西来顺来吃消夜的“角”们。
    而不管我在什么时间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留在我心中的西长安街的印象，是在它的延长线上的天安门、中山公园，是在某个影城里看完末场电影却找不到出口的恐慌——那个影城，正建在西来顺原来的位置上，它从澡堂，到饭庄，又到购物大厦，没变的都还是消费之地。
    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里，原来曾是一个著名的老字号的发源之地；也许这个地点被留在这一代人记忆中，更多的将是因为发生在这家影院里的浪漫爱情。
　常常在地理的寻访中感到困难，因为对于这个城市而盲，我们只是生活在记忆的断层中，而幸好，我们在努力留住一些慢慢消逝的记忆，并且细细体味着将要成为自己记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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