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尘遮不住老屋风韵
    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里面有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走进胡同，便发现里面有不少房子长着清朝老店铺的门脸儿，胡同里居然还有间曾经的老棺材铺，现在里面住着很多居民。它木制的屋檐上雕着花，一排雕刻在圆圈里的字清晰无比。上面写着“自置四川建冒荫陈金丝楠木廓套，福建香杉江西饶州各省花板”。
    一栋窗棂雕镂精美的两层青砖木楼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不临街，坐西向东，前面被一排矮平房遮住。这栋两层小楼外墙是磨砖接缝的青砖，内里是古建的木质结构。砖柱的顶部雕着极为精美的牡丹图，窗棂是木雕花的格子，上面糊着白色的窗纸。住在这幢两层小楼里的钱姓老人告诉记者，这里就是便宜坊的那问老店。
    一位74岁的李姓大妈将记者领进了家门，李大妈家的房有两间，家里的大门进去是一间，往里走还有另一间面积相仿的里间。原来楼下的房间都是相通的，后来因为住进了住户，所以才用砖堵住，在家里的屋顶上还能看到螺旋状的大灯槽。
    从一楼去往二楼，要通过一段狭长的石阶。钱老告诉记者，以前听老人讲二楼原来是雅座，他刚住到这里来的时候通往二楼的是木质楼梯，楼梯上方斜斜地搭着一路彩绘的顶棚，有像垂花门一样的檐雕，漂亮极了，可惜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了。上到二楼，是一片大空地，周围住着人家。6根超期服役的木柱被人修补多次，粗糙地钉上了几根细木柱。
    一位住在这小楼前平房里的刘姓回族老人告诉记者，这幢二层，小楼的确是便宜坊的老店，建于1824年。在此之前的便宜坊老店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
 
鲜鱼口里我自岿然不动
    现在的前门鲜鱼IZl便宜坊店从咸丰年间开始营业至今，从未挪过地方。在这里，便宜坊的生意越做越大。清朝年间便宜坊的店堂内没有饭座，只有外卖烤鸭用的“蒲包”，或荷叶包着的烤鸭、鸭坯和其他菜肴。到民国初年，鲜鱼口便宜坊才开始在店堂里卖座营业。刚开始店堂里只卖菜，不提供主食，后来才增加了饼、馒头、米饭。便宜坊的主顾多来自大宅门和各大商号。他们除了到店里宴飨，也让便宜坊送餐上门。那时候，主顾们称其为“盒子铺”。便宜坊的伙计每天提着一种直径一尺多，两三层的红漆大盒送到订主家中，大盒里面还装着十几个小盒，烤鸭和其他饭菜装在里面。随着规模的壮大，便宜坊一度在京城饮食业的名气无人能敌。1914年，便宜坊加入了北京饭庄组织“同业公会”。
    据原便宜坊的著名烤鸭师傅李维琢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鲜鱼口便宜坊烤鸭店楼上有6个雅座，底下没有座位。一进门便是账房，再进去是厨房。“文革’’期间，便宜坊被改名为“京鲁餐厅”。有一段时期，便宜坊归崇文区饮食服务公司所有，鲜鱼口便宜坊成了“都一处”、“一条龙”几家饭馆的仓库。1978年开始，便宜坊恢复了老字号，20世纪80年代，鲜鱼口便宜坊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现在的鲜鱼口便宜坊是1970～1972年间在原址上重新改建而成的。店面建筑原本是木质结构，在改建中变成了水泥结构。走进店内，楼上楼下的地面铺着清一色的瓷砖，墙上挂着几幅老北京的民俗画。楼上没设大堂，全是雅座，座位与座位之间用花玻璃做隔断。店里的服务员告诉记者，鲜鱼口便宜坊的老风貌已所剩无几，只有大门口的那个古建筑“门脸儿”，飞檐斗拱、彩绘粉画有些老店的风范。

鲜鱼口里我自岿然不动
    崇文门外的便宜坊为其总店，是1979年从鲜鱼口便宜坊迁出部分人员组建而成的，店面建筑也是新建成的。整间总店是豪华型的现代装修，大理石地面、精致的吊顶。既有可以容纳400多人的散座餐厅和大宴会厅，也有日本、西欧等不同风格的雅座。走进后厨，记者发现，砖质的烧秫秸秆的焖炉，在李维琢和同事的多次试验后，早已改成了用煤气焖炉。先前在焖烤之前，要用秫秸秆把炉膛烧到合适温度然后把火灭掉，最后将鸭坯放在炉内的铁箅子上，再关上炉门焖烤，中途是绝对不能打开炉门的。因此，焖炉烤鸭掌握火候很重要，现在用煤气焖炉，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1981年，李维琢老人还被邀请到美国华盛顿传授烤鸭技术。采访中，他特地从家中赶来，和记者一道儿仔细回忆着他印象里的老便宜坊店。另一位著名鲁菜烹饪高手苏德海先生1945年开始也曾在便宜坊烤鸭店做厨师长，直到1984年去世。20世纪80年代，便宜坊再次扩大，在天坛建起了另一处现代风格的“便宜坊西号”。掐指算算，便宜坊现在在北京已经有5间店了。
    在便宜坊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一部出现断层的历史。杨椒山题写的“便宜坊”匾额在“文革”中被毁，戚继光、刘石庵(即刘墉，号石庵，俗称刘罗锅)曾在便宜坊留下的墨宝也已不存。看来要想见识便宜坊的老字号风采，只有在它的焖炉烤鸭里才能识得历史的厚度了．

浓缩在鸭子里的老北京商业图景
    在宣武门外的米市胡同寻到了便宜坊老店，很有成就感。这是一次没有见到史料，也没有得到指引的地理发现。当便宜坊烤鸭集团的赵玉贤得知老店影踪时，感慨而兴奋，直说要请我们吃烤鸭。
    崇文门外的便宜坊烤鸭店装饰豪华，一副现代作派；鲜鱼口便宜坊窄窄的门脸，在前门众多商铺老号的挤兑之下，古朴的精髓虽在，却又显出一种历经世间沉浮的拘谨。百年老号何尝不像人，初生时的艰难、成长中的惶惑、成熟后的孤独都一一体味之后，才会面对未知前路而毫不惊慌。
    便宜坊诞生在米市胡同，一个南方人搭起一间摊档，每天起早摸黑干活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逐渐扬名京城。无论明清，摊商一直遍布京城，并渐渐支起了北京的商业筋骨和脉络。每一个摊商聚集的地方与其地理特征须臾不离。比如，永外关厢和广渠门外关厢的摊群主要以经营早点为主。那些起进城的人一边在此吃着馍馍豆汁儿，一边等着城门开了好进城办事。崇外大街从明朝开始就建了税局子，外地客商来京办货都要上税，上完了税，漫漫返乡之途，还不得吃饱了上路!因而这里的摊群以经营正餐为主。便宜坊卖的是鸭子，在熙熙攘攘的宣武门外，正是南城百姓的生活区，焖炉烤鸭很快声名远扬，该是沾了这地理位置的光儿，托了百姓们口相传的福吧!
    便宜坊从卖生鸭子起家，而后开始精心研究焖炉烤鸭的做法，迅速得到大宅门里王爷贵胄们的偏好。当然，烤鸭非便宜坊独创，元朝蒙古族人定都北京，便将烤炙食物的吃法带进了京城。到了明朝，烧烤手艺大有长进，焖炉烤鸭才开始风行京师。到清朝，满人人关，焖炉烤鸭进入宫廷食馔。清朝一个叫杨米人的人，作了首《都门竹枝词》，里面有一句：“两绍三烧要满壶，焖炉鸭子与烧猪。”梁实秋有篇《烧鸭》里也说：“北平烧鸭，除了专门卖鸭的餐馆以外，都是由便宜坊发售的。在馆子里亦可吃烤鸭，例如在福全馆宴客，就可以叫右边邻近的一家便宜坊送过来。”
    也许是便宜坊老店的经营意识所限，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米市胡同的便宜坊烤鸭店关门大吉，但便宜坊这3个字却并没消失于京市，相反却在京城里遍地开花。齐如山先生在《饭馆种类》中回忆道：“三四十年代，从西四到西单大街的街面上，有数家挂着‘便宜坊’匾额的不同店铺。”现在看起来不禁让人莞尔，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商标法》呢?
    便宜坊在东四、东单、西四、花市、地安门等街区一直开得红红火火。这当然是焖炉烤鸭的魅力，何况店铺开在东四、西四这样的商业旺地。据罗保平先生的《明清北京城》记载：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主要商业区域就在东四、西四、鼓楼和前门一带。这是因为鼓楼邻近积水潭，积水潭曾是元朝时的漕运码头，是当时北京城最大的商品交易地。到明朝，京都扩建南移，商业区域也随着南移，鼓楼的热闹虽已不再，积水潭却凭着惯性仍旧“往来车马喧”。东四东通朝阳门，南通崇文门；西四西通阜成门，南接宣武门。
    朝阳门与阜成门，一个是京东门户，出了朝阳门到通州就可以通往华东各地；一个是京城的能源命脉，出了阜成门一路奔往西山煤矿；崇文门和宣武门是皇城南面的门户，紧邻内城。清朝满人将所有商业和汉人一块儿赶到了外城经营、居住，崇文门、宣武门，连同前门一带，自然成了沟通内外的关131，商业区由此形成。
    转头回眸，它们热闹喧嚣了千年，在它们的上空闻不见金戈铁马、慷慨悲歌，全是碗盏杯盘敲碰出的庸常的市声，升腾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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