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义到北葡再到龙徽，北京人开始摸到红酒的“门道”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某个冬日，紫禁城的气氛不一般，康熙为新任俄国使节赐宴。席间，中国皇帝举杯邀俄国人干杯，官人早在所有的杯子里注满了葡萄酒。随后，众人参观了养心殿造办的料器厂，俄国人拿到了一些纪念品——宫廷料器厂生产的玻璃鼻烟壶和玻璃瓶装酒。具体是葡萄酒还是白酒，《清廷十三年回忆录》里没说，书的作者是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那次活动的翻译。
    对于这次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中俄外交事件，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解读。烟草行谈鼻烟壶，认为中国鼻烟从此传到俄罗斯去；酿酒业则强调康熙金杯里的葡萄酒，西洋进口的葡萄酒有别于中国土产的葡萄酒(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对于前者，康熙是清朝皇帝中敢吃“螃蟹”的第一位。不过，单纯从饮洋酒的角度上讲，他的后人更有口福。宣统二年(1910)，天主教圣母会和修道院迁到马尾沟教堂，在那儿建了一间洋酒作坊。西洋葡萄酒的理想储藏状态是恒温、恒湿、无震荡，那些从欧罗巴出发，历经严寒酷暑，经长途跋涉后送到清圣祖嘴边的舶来品，多少有点儿不是滋味。
文化的“窗户纸”
    马尾沟教堂在今天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以下简称党校)一带，当年是阜成门关厢，阜外北营房的监控范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后，北营房的旗兵奉命严密监视教士、教徒的一切活动，宗教仪式弥撒和相关活动酿酒也在其列。每次弥撒，洋教士都会说死面饼是神的身体，葡萄酒是神的血。仪式用酒都是法国人在作坊里酿的，酿酒葡萄是外国品种，装酒的木桶也是从外国带来的；后来甚至有马车载着酒桶从阜成门进城，往城内的教堂送，恨不得全京城的弥撒酒都出自马尾沟。这些场面如今时常会在电视里露脸，而在当年的北京人看来匪夷所思。隔着一层文化的“窗户纸”，“纸”那边的世界显得相当可疑。
    从云南迪庆到西藏盐井，只要自然条件允许，天主教传到哪里，葡萄酒的酿造就跟到哪里，这似乎成了个定律。果真成立的话，马尾沟教堂的酿酒作坊未必是京城的第一家，之所以被载入历史，是因为从1933年开始，这儿的葡萄酒除了做弥撒用酒外，开始外销。当年北京老百姓对葡萄酒既没有消费能力，也没有消费习惯，葡萄酒被算做药酒中的一种，作坊的酒主要卖给使馆、饭店、洋行。有了商业，就有了字号，酿酒作坊起名为上义洋酒厂，1946年又注册了商标“楼头”牌，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现在还能在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徽)保存的老商标中找到些“楼头”标志——背景是黑山扈的西山山脉，山脚下有一座天主教堂，当年是天主教圣母文学会所在地(建马尾沟酿酒作坊的时候，圣母文学会出钱最多)，现在是国防大学的女生宿合楼，而教堂前面的葡萄园就出产酿酒用的葡萄。1985年，建厂75周年，北京葡萄酒厂(以下简称北葡)选在国防大学追忆酒厂的似水年华，就是出于“楼头”牌的典故。上义洋酒厂是北葡的前身，而北葡则发展成了今天的龙徽。
解释不清的feeling
    在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中(近两年马尾沟正在建商品房)，党校依然清静，成为附近居民饭后散步的首选之地。据史料记载，其院子里石门和天主教教士墓地以南的建筑是当年的诸圣堂，而上义洋酒厂储酒用的酒窖在西边。据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酒厂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品酒会，届时法国汇里银行、北京电车公司、北京饭店的几位法国经理都会西装革履、郑重其事地前来。把当年产的葡萄酒注入高脚玻璃杯中，先观后闻再品。今年的酒是好是坏，让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次第发挥作用，怎样调配，全凭感觉。对于这种传统，几十年后在玉泉路龙徽的酒窖里，站在橡木桶边品酒的法国技师，解释了半天的也只是feeling(感觉)。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义洋酒厂搬到西郊玉泉路，改名北京葡萄酒厂。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