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创造北京数个“第一”至今以传统取胜并与时尚“接轨”
    1956年春末，一辆火车由上海开出，车上坐着一群心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年轻人。36个小时之后他们抵达北京，陌生而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而对于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而言，他们的到来也给北京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美丽。
上海“一百零八将”落户北京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正处于大规模的建设中，服务业的落后和发展缓慢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上海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集体迁到北京。
    由“云裳”来京的康邦章先生回忆说，四家理发店共来了100人出头，具体数目或是108或是109，他们还因此被戏称为“梁山好汉”。乘坐同一辆火车来京的还有上海的照相业和洗染业工人，他们组成了后来的中国照相馆和普兰德洗染店。
    康邦章等“一百零八将”抵京后先住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座服务楼上等待。最初的打算是要建四家理发店，东西南北城各一座。但一时找不到这么多合适的地点，最后决定四家联合成立一家大型理发店，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意。康邦章回忆说，“文革”之前“四联”牌子上的字很长，“四联理发馆”五个字之下还有一行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前后顺序可能有误)。
“偷师学艺”者曾堵塞金鱼胡同
    “四联”的第一个落脚点在金鱼胡同33号，原为东单理发馆的店址。为给“四联”腾地儿，东单理发馆迁到了金鱼胡同斜对过，靠近红星胡同的地方。
    当时北京的理发技术还很落后，会用电推子的人都很少。“四联”进京不仅带来了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发设备，其中从上海引进的l0把纯正的美国理发椅，在全国都是独有的。
    “四联”每星期都要举行一次技术交流活动，这本是为了提高本店员工技术的内部交流，但其他店的同行为了“偷师学艺”也纷纷前来观摩。每到技术交流的那一天，“四联”店里店外都会挤得水泄不通，整个金鱼胡同的交通都为之堵塞。于是“四联”改为每月再添加一7欠对外技术交流，敞开大门欢迎同行学习。来“四联”观摩学习的不仅有北京的理发店，山西、东北等城市也部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拜师。康邦章先生当年就是“四联”的技术尖子，曾专门负责培训，他说长江以北的各大城市都有“四联”培养出来的理发人才。
至今仍有神秘的“小房间”
    “四联”的高超技艺不仅吸引了普通百姓，也吸引了各界名流和政界要人，梅葆玖等人都是“四联”的常客。据“四联”现任经理吴秀敏介绍，自建立之初，“四联”就是许多领导人理发的首选地。“四联”在王府井大街的总店就设有一个“秘密房间”，专门接待领导人。但是问到这间秘密房间的具体位置，吴经理便神秘地一笑，说“这可是个秘密”。
    而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是由师傅上门理发的。吴秀敏说，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为领导人理发的师傅中有很多人都是“四联”培养出来的，至少都曾被送到“四联”来学习过。
过人之处有三，一位男宾用8条毛巾
    作为老字号的“四联”，过人之处有三：态度、卫生和质量。和一般发廊不同，走进“四联”的大门，首先就有专门的迎宾员上来向顾客问好，为顾客脱衣拿帽存放好，并引领位置。在“四联”理发，男宾和女宾的空间是分开的，在金鱼胡同时，男宾和女宾在同一层楼的左右两侧，即使是屈居于清华园浴池楼上的时候，这个传统也不曾更改过，迁到王府井大街后，就成了一层女宾二层男宾。男女分开并非出于封建思想，而是充分考虑到男宾女宾的不同心理(比如有些女士觉得理发过程中形象不佳，羞于在异性面前展露)，同时也是出于卫生考虑(男宾女宾服务内容不同，所需工具不同，消毒要求也就不同)。“跟顾客说话要‘您字开头，请字开口”’，这是“四联”一进北京就立下的规矩，当年这个“您”字的发音还曾经难坏了不少不会讲普通话的上海师傅。

    在卫生方面，“四联”一直坚持毛巾“一客一换”，尤其是男宾，一位客人要用8条毛巾：进门擦脸1条，洗头2条，刮脸5条。“四联”男宾部和女宾部的墙上分别张贴了消毒标准，向顾客公示，以示童叟无欺。“四联”还在东华门建立了专门的消毒车间，每天都有一辆三轮车数次往返于王府井大街和东华门之间，专为运送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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