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魂兮归来
    有一个人，说世界上有一个奇迹——堪以和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惊人杰作。然而这个奇迹已荡然无存。”
    这个人叫雨果。他所赞美的这个奇迹即圆明园。
    他是以描写巴黎圣母院而出名的。可是他又认定：“我们把(欧洲)教堂的宝库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辉煌奇异的东方博物馆。”
    他以童话般的笔法(如同《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关于奇迹消失的悲剧：“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我们欧洲人一向自认为是文明人，把中国人当成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可惜这并非天方夜谭式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即使用阿里巴巴念叨“芝麻开门”的秘诀，也无法开启那曾经金碧辉煌的宝库。黄金变成了泥土，美玉变成J瓦砾，霓裳变成了灰烬……圆明园那最后的美、最后的形象，居然是投射在强盗眼中的。
    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站在人类的角度主持并伸张正义。而丝毫不偏袒自己的祖国。他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我希望法国稠朝一日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或许，在归还的同时，法兰西的良知才可能真正地得到恢复一这是在打劫的行动中所失去的。
   雨果是在给英国上尉巴特勒的复信中这么说的。而巴特勒写信的目的，是请他对1861年英法联军的胜利谈谈感受。雨果谈论的却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有的战利品将构成沉重的债务。圆明园的大火，也点燃了一个愤怒的雨果。他是对的。我觉得，凡是真正热爱巴黎圣母院的人，也会同样地热爱中国的圆明园。
   我估计雨果并不曾访问过中国。假如雨果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青春以及衰竭，他的悲痛只会加重而不会减弱。不管怎么说，雨果是圆明园的一个著名的知音。我建议把雨果的言论镌刻成纪念碑，树立在圆明园遗址!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建议。至少，我会把它引用进自己的书里。
   当然，雨果所发出的仅仅是文人的呼吁。当时的政客、军阀或许并不赞同。甚至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盗的数目又增加了，劫掠的气焰亦有变本加厉之势。且不说紫禁城、颐和园等宫苑禁地的重大损失，连建于1442年的古观象台，仪器也被洗劫一空：法国抢走赤道经纬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及简仪，运至大使馆(两年后迫于舆论而归还)；德国把天球仪、纪限仪、地平轻仪、环卫扶使仪及浑仪全装上军舰，打包运走第一次世界大战败后才归还)……最可笑的，是连景山吊死崇桢的那棵“罪槐”上的铁锁链也顺手“牵”走了——其贪婪与嚣张可见一斑。简直像筛子一样。
    中国有多少宝贝，就这样失落了。中国又有多少宝贝，经得起如此折腾?
    圆明园文物的归还，至今仍遥遥无期——它们依旧陈列在英法两国的诸多博物馆里。
    我只知道，北京的保利集团，几年前在一次国际拍卖会上，不惜重金购回了若干件圆明园遗物(好像有兽首铜雕之类)。这属于义举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了让这些离散的文物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根据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圆明园纪事书札》的记载：“水滨复有无数禽笼鸟室，畜水禽者则半入水中、半居岸上。在陆则有兽圈猎场，沿途时遇此小建筑也。”可见圆明园原本设有动物园的。当战火燃起，这些珍禽异兽都往哪里去了?还有那些奇花异草呢?莫非皆已化为灰烬?
    强盗的逻辑，有时比野兽的逻辑还要残酷，还要愚昧。谁把他们从笼子里放出来了?这一颗颗挣脱了缰绳的野蛮之心!
    圆明园原本还有图书馆，即大名鼎鼎的文源阁。乾隆皇帝修集《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度，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文源阁是其中之一。“大内日文渊，圆明园日文源，热河日文津，盛京(沈阳)日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庀一份。”英法联军同样毫不留情地向这一流的图书馆投下一只火把。文源阁里的古籍、经卷、书画、金石文具，荡然无存。令天下书生无限神往的文源阁，变成了一小块文化沙漠。
    圆明园曾有四十景。乾隆皇帝依照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例，将这四十景各题四字为额——他给这风格迥异的风景铈名时，恐怕也煞费苦心。我联想到了《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脂砚斋点评)。乾隆确有贾宝玉之才情与风流，将一道垣景致题写得花样百出，使亭台楼阁、山丘河渠各有所属。因万．于轩南堂原有雍正御题“万方安和”匾额，包括十字亭、文昌阁和嬲舟坞在内的这一组水景建筑，仍沿袭了“万方安和”之称谓。万万安和——可惜这世代清帝的祈愿，在一八六。年还是落空了。仿佛在劫难逃，圆明园——这清帝国的大观园，中华民族的红楼梦，最终还是破产了。星罗棋布的四十景，名存实亡。或者说只剩下了一景：残垣断柱。
   这已是它最后的风景。
   除了废墟，还是废墟。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鼎盛时还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合称圆明“五春”——又据传是因咸丰宠幸的五位美女而起：在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武陵春四位汉族佳丽之外，还有一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使在雍正王朝扩健成御园时，范围也仅限于西部三千亩。是乾隆使之向东邻、东南邻大幅度扩展。张恩荫先生查阅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治计档》和《清史稿·职官志》等史料后得出结论：“直至嘉庆道光间春熙院、熙春园复赐皇亲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御园圆明园的范围实为园，占地面积不小于七千亩。”而其拓建过程如下：“乾隆十年至十六年，在该园紧东侧的水磨村北(康熙间明珠故园)大兴土木，建成长春园；乾隆三十二年，将皇亲赐园熙春园(今清华大学校园西部，为康熙间所建)并入圆明园；乾隆三十五年，在紧东南邻拓并大学士傅恒赐园(原为怡亲王赐邸)，定名绮春园；乾隆四十五年，将皇亲赐园淑春园易名为春熙院(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归入御园。”他的《红楼梦》——或者说是他的“大观园”。而曹雪芹呢，则是中国的雨果，大观园是他的“巴黎圣母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贾宝玉即钟楼怪人夸西莫多——只不过一美一丑，但骨子里是一样的。贾宝玉爱林黛玉。夸西莫多爱艾丝梅娜达。他们各有自己爱情的庄园。
    ——这些，都是圆明园的题外话。
    这些，都是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意识流。
    我认识一位搞美术的法国留学生。他来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画夹去圆明园了。从日出转悠到日落，没找到什么可供写生的景物，感到有点失望。他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大水法、方外观之类颇感兴趣，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欧洲触目即是；况且，圆明园内造的这些西洋景，并不正宗，显然是非专业人士草率设计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出现在东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没错。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等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时十四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海堂，“为安装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这喷泉居带有报时钟的性质。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属相取代裸体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西洋建筑。莫非中国的皇帝怕伤风化?又如黄化阵(别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唯有伤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黄花阵1989年修复，我还去钻过呢(跟打地道战似的)，颇动了些脑筋，才没有在看见复杂的坑道里迷失。待我终于走到头了，下意识地抬头，只看亭子里空荡荡的，皇帝早就消失了。这么说．我只能自己奖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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