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还是“小顽皮”的我两次在北京饭店的西式婚礼上给人拉纱,一次给小姑姑,一次给大堂姐:新娘新郎都很突出,两家的老人都退后了,宾客要等许久新人才出场。新人两边是伴郎伴娘,身后则是我和一个不相识的小女孩儿。整个过程都是音乐,新人是音乐的中心,也处在整个活动彩纸屑的中心。缤纷的纸屑撒了我一头一脸,虽睁不开眼,但心里很愉悦。

老北京传统的婚礼大肆铺排。繁文缛节覆盖。淹没了新人。新娘子到了夫家门前,下轿后要踩火盆,还要让丈夫射上三箭。进新房后与新郎并坐床前,有人端来央生饺子,还一再问“生不生啊”。都是明知故问,非得新娘羞涩着答出“生”字,新郎家的人们才心满意足。再如闹新房。规矩是“三天无大小”,长辈可以与新娘开不健康的玩笑,甚至动手胡来。这可真给老北京人丢脸。愈是讲究繁琐礼节,对新人人格的尊重也就愈发谈不到了。从最初的说媒开始,一切都基于双方的家境和地位,小夫妻内心究竟是否真正愿意,外人却不甚关切,连家长也对之无所谓。特别是有些封建风俗。对女方是极不公平的。比如,满人婚礼的第二天一早,新娘家就要“接回门”。来的多是新娘的母亲。来到女家后,首先要让两位亲家一道去新房走一趟,为的是呈验新娘贞操的证件。如经审核“没问题”,双方皆大欢喜;一旦“有问题”,女方及其家长的脸就没处搁了。汉人婚俗也是同样,在婚礼次日的黎明。由新郎向自己的母亲报告媳妇是否有贞操。“有”了,派仆人前往女家报喜,报喜之人要大声喧嚷,从胡同外一直嚷到女家门口,目的就是让女家的左邻右舍全都晓得,而女家本身也认为是家族的光彩。假如新郎得到“新娘并非处女”的证据,当然就不会再派人去报喜,并且会把在自己门口悬挂的“彩子”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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