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乎!别来五年了。
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光的蛇般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地被这北京的无形力量所吸引。
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就耸立在绿叶的波涛中……
这是20世纪20年代散文作家孙福熙在其名篇《北京乎》开头的几句。那时，火车已经穿透北京的城墙，并一直开到前门底下才停止前进，因为火车站就设在前门。
请注意“火车着慌”四个字，实际是作者的心在“着慌”。作者是北京人，离开故乡才5年，在返回时就慌成这样。要是远离祖国的游子呢?要是离开了20年、30年的海外老华人呢?
请注意“砖砌的城墙”和“黄瓦红墙的城楼”这两个词组，它们是当时国人景仰北京时产生的心象牢固而美丽。
老城墙代表帝制的威严。也证明城池的坚固和完整，所以“着慌”的原因之一，是老城墙不能被火车所穿透；还有原因之二，一旦真坐上火车进北京，毕竟比乘轿、乘车、乘马快得多。这种两重性。或许就是凝聚在作者那一辈人心中的矛盾。
中国的城市有其漫长的生长过程。帝王当初在平原上建都立国。要考虑地形，考虑依山傍水，时刻想到自己和城市的安全，要足以防范敌人的进攻。于是就必须以土筑墙，墙的外边挖沟蓄水，用来防范御敌，于是护城河便应运而生。旧时，检验一个城市的安全程度，首先要看其城墙的牢固和完备与否。有了高大并牢固的城墙，还要有相应的城门和城楼，既方便自己人的出入。同时又要把敌人堵截在城外。或者引进来“关门打狗”。当攻防设备发展到这一步，包括贫苦百姓在内的都城人，也将城墙、城门、城楼全都视为自己的血肉了。
以上是出自“实”的需要，但不妨碍产生“虚”的畅想，于是便对<空城计)的故事再三咏叹。手无寸铁的诸葛亮，只身站立在空城之上，对着城下司马懿的大军，悠悠款款地唱了起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老北京可不乏戏迷，对京剧伶人谭鑫培的这段唱腔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这种辩证交加的情绪看。老北京人是喜欢“以虚带实”的了。
围绕北京的城墙，曾发生过许多壮烈。许多令人叹息、深思的故事。明英宗曾和蒙古人在一个叫做“土木堡”的地方发生激战。结果明军覆没。蒙古人裹挟着明英宗奔往北京。兵部尚书于谦披甲筑营在北京的德胜门外，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北京保卫战，相持五天后大获全胜。一百多年之后。清兵进到了北京城下，蓟辽总督袁崇焕指挥御敌，肋下中了两箭还不肯下火线。双方在城下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清兵最后只能退去。但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大英雄，后来都遭到陷害。明末李自成的队伍临近北京，崇祯皇帝跑到景山上自缢，城池不攻自破。在清代晚期，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光绪与西太后闻风而逃。最后。洋人们就在北京城墙上设立了兵营。
近代以来，城墙的实用价值日渐丧失，但其形式之美却与日俱增，甚至小到一块城砖的制造工艺(据说取土之后，要九翻九晒三年方成，目的是去其“霸性”)。都可以上升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去认识。中国大都市中古城墙保留得最为完好的当数西安，但若论其雄阔壮美则不及北京。可能因为北京城墙上发生了那么多的民族悲剧，可能再加上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再凸出光辉的篇章，于是北京城墙也就赢得了厚重和华彩，这或许就是它能使海外游子形成心象的原因。
我们的眼光移到当代：北京借助城墙形成的攻防系统荡然无存。今天北上的火车靠近北京时，首先入目的则是东便门的角楼。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完整的城门几乎看不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景呢?在1949年的围城期间。不是一再和国民党守
军谈判么?为了赢得一个完好的古城。我们不是等待了很久么?如果就在宣布和平解放的时候，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想法，马上实施一个易地建设“新北京”的计划，那么今天就势必少了许多麻烦……
老北京的基本格局是。南北贯通”，如今却渐变为“东西打开”，二者孰是孰非呢?
皇帝老儿习惯“面南而君”，宝座后是一扇屏风．屏风后有景山的“人造屏风”，景山后又是北京内城北段的城墙，这显然是一扇最大的屏风。三道屏风摆在皇帝的身后，便形成了昔日威严的“城墙崇拜”，“南北贯通”的城市格局就此形成。
 
变化产生于建国之初，先拆除了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再把长安街从东西方向“打通”——顿时就豁亮了。我们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当年“五一”、“十一”都迈开双脚参加节日游行，每次都是背负着朝阳从东单起步，伴随着嘹亮的歌声走过天安门。可以说，这条东西长安街是我们这一代人用双脚“走”出来的。如今，北京又“开通”了另一条平安大街，这一来。今后从东西方向进入北京市区会空前迅速，但从前那种以南北方向为中轴线、东西建筑由此对称展开的大格局，却一去而不复返了。以东方人的建筑美学评量，这些举措会引出若干“失”，但昔日建筑文化当中“以邻为壑”的内核，也恰恰会因此遭到扫荡。“以邻为壑”不是好东西，但自古就渗透进国人的内心，甚至演变成一种不太美好的处世哲学。现在借助改变北京城的布局给予纠正，未必不是件好事吧?
上述两种矛盾究竟孰是孰非?我心中像当年进京的火车那样“着慌”了。是耶?非耶?便拿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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