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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谈北京的“老学堂”，就避不开北大和清华。前不久刚纪念过的北大百年，很多文章都谈到北大的传统。有文章说，特定时空下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三部分人的活动，构成了北大的校园文化。具体来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贯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将的，“五四”爱国运动则以北大的学生为主。三者相加，就构成了完整的北大精神。至于清华的传统，“北大人”感到和自己的颇有不同，朱自清曾将之概括为一种“服务”(也即是“实干”)精神，毕业生“在社会各部门担任中级干部的最多”。曾有一种说法。称“清华人”容易“见树不见林”。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平时关注北大较多，北大几代学人，有许多是我的父执，随便拣出哪一位来，也可以洋洋洒洒谈上许多。然而受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展开去谈，同时疏漏了哪一位都不合适。相比之下。清华大学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本来与我隔行如隔山，偏偏又冒出来一位研究京剧“十分科学”的刘先生。他本人的主业是医学，但“一不小心”接触了京剧。反倒使梨园行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如果能把这个缘故说出几分道理，或许就能证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影响和魄力。前文或已述及，刘先生研究京剧脸谱时。恰恰是“见树又见林”的。这一来他就兼了清华、北大的共同长处。同时也回避了其共同的不足。又怎能不成功呢?沧海一粟如是，其两个典型学校的成功也就可想而知。
初期的清华园学生生活，在名教授潘光旦的笔下，则是“一所千把亩的王爷园子里，起初只住了二百几十个学生，最多时也不过五六百人，居住与休息的条件是足够宽敞的。铁床、钢皮绷、厚草垫，四人一大间。池边、林下、土山坡的石磴，到处是读书的好去处。满园的花木，菊花就有两百个品种”。到了刘曾复求学的时代，学生宿舍改称“斋”了，两人一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可拆卸的钢丝床。如果嫌城里的水汀(暖气)不够热，那就请到清华来住，室外零下20摄氏度严寒时。在清华的室斋中穿件羊毛衫就足够了。如果嫌北京饭店的冰激凌还不够可口，也请到清华来，南门外的“成府”街上小铺中的三毛大洋一杯的冰激凌包你满意。因为这是连“燕京”的司徒雷登都称赞过的。试问学习条件如此舒适，学牛的学业是否就会松懈?否。后来成就大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楝氏，在清华读了八九年书，居然从没去过颐和园!实际上，清华的学子中不乏如此“不窥园”的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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