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民俗的核心是京味文化，作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特种工艺品是其典型代表。它们大多是由宫廷作坊生产转入民间的，精工细作是其特点，像景泰蓝，产品制成要经过六七道工序；雕漆制品要先在坯胎表层涂刷上百道漆，然后再雕刻各种花纹；即或是民间妇女制作的剪纸、假花，街头艺人捏的面人、扎的风筝，也都非常细致精巧。驰名世界的京剧除表演唱腔追求优美细腻外，服装道具亦有严格规定，京剧界有句行话：“宁穿破，不穿错。”一点也不能含糊。 至于北京的饮食文化，不仅品种丰富，而且“食不厌精”。宫廷御膳自不必说，其他如正宗烤鸭，须用专门饲养的鸭种、专门的燃料和烤制方法。即便是街头小吃很讲究，几分钱一碗的热豆汁，稀稠适度，甜酸可口，再配上一小碟刀工极细的咸菜丝，色鲜味美，吃后回味无穷。这几件实例贯穿一个“精”字，这是京味文化能够达到雅俗共赏的另一个原因。京味文学作家赵大年先生用“俚而不俗，戏而年虐”来形容北京话以及北京市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不俗”确实是京味文化能够雅俗共赏的又一原因。有人说北京人幽默，爱说俏皮话，可是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思想境界是幽默不起来的。就拿北京土话成语来说，用词通俗，但无鄙陋之感，像“井水不犯河水”、“隔着一层窗户纸”、“给个棒槌就纫针（认真)”按倒葫芦起来瓢”等。有的歇后语诙谐有趣既生动形象，又含蓄深刻，极富地方特色，如“卢沟桥的狮子——没法儿数”、“前门楼子搭脚手——好大的架子”等等，只有长期生活积累，揣摩提炼才能创造出来，寓意很深。不掌握北京话的特点是写不出优秀的京味文学作品的。
    北京天桥一带三教九流人迹混杂，其中虽然夹有地痞恶霸、帮会势力、赌棍娼妓等丑恶势力，但是更有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小商小贩在此营生。他们饱受疾苦，正直善良，靠技艺维生。晚清至民国，天桥先后有三拨人称“八大怪”的民问艺人，个个身怀绝技。还有一些说唱艺人日后成为表演艺术家，如侯宝林、·魏喜奎、新凤霞等，均为民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菰中国建立岳，天桥的民间艺人加入国家或地方艺术团体，有些曾出国演出并获大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天桥不仅是民间艺术的摇篮，也是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像小说家张恨水、民俗学家张次溪、版画家李桦，特别是人民艺术老舍先生，都以天桥为背景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北京社会风貌。高水平的文化源自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艺术积淀深厚的天桥民间艺术是北京庶民文化集中而典型的代表，也是京味文化的重要基石。正因为京味文化雅俗共赏，因此文化活动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参与。岁时节令习俗早就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旧历腊月家家扫房，写福字，贴对联，迎接新年。“正月元旦，百官入朝庆贺，民间亦焚香礼天地，祀祖考，拜尊长”，“京师元旦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通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即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响数声，香焚一炷，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日咬春旧历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车骑如云，游人纷沓”，聚城西白云观争遇仙真，上自王公贵戚，下至舆隶贩夫，无不毕集”。清代至民国，正月元旦至元宵节琉璃厂厂甸例有会市，游人众多，远胜各处庙会，有日用百货、书画古玩、儿童玩具、风味小吃等，其中风车、空钟、大糖葫芦和整挂山里红是厂甸的象征，不分贫富老幼竞相选购。 此外，北京各界均有不少京戏迷，清宫、王府和大会馆建有戏楼，前门外有许多大小戏园，天桥北戏园多供上层人士欣赏，天桥南小戏园则供下层民众娱乐。由于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消费水平有较大差异；又因文化水准和志趣爱好不同，人们对京味文化活动参与或欣赏的角度也不完全一样。然而文化活动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一些传统生活习俗。那厚厚的老城墙，小小的四合院，热闹的庙市，宁静的胡同，一串串糖葫芦．一碗碗酸豆汁，莫不浸透着无限乡情，伴随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并在其脑海中留下深刻记忆，这就是本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是京味文化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根本原因。虽然近代北京政治风云变幻频繁，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传入，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京味文化的根基。生长在北京的人们，无论后来离开家乡多么遥远，无论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有多大变化，都始终保持着对京昧文化的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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