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我去车站送她，她喊我“小不点”，不知为什么，竟有点眼泪汪汪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我在日本上学时，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我就去看她，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有时我想，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我只去过一次，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车扬长而去。

小时候对家里的许多事不是特别明白，等我渐渐长大后，经常想，川岛浪速要是把川岛芳子教育好了的话，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是那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

又度过了近7年的农场生活后，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学习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

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

人物简介：善耆(1866—1922)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清朝第十代肃亲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在川岛的游说下憧憬日本。1904年委托川岛在府中设立华胄学堂，亲任监督，聘请川岛在北京警务学堂任用的日本教习，对子弟进行日本式的教育，并说服其他王公将子弟送入该校学习。又在府中设立和育女子学校，聘请日本女教习木村芳子和川岛的夫人对女眷和王女、王侄女等进行教育。1907年与川岛八拜为交，并将第十四王女送给川岛作养女。辛亥革命后，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在川岛怂恿下，逃至日本占领的旅顺，与川岛策划建立以满洲为基础，以日本为监护人的满—蒙联合的国家。当其到北京与日本人会谈上述计划时，遭到革命党人的追捕，在黑龙会的帮助下逃出北京。1912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鼓励一部分骨干分子逃到旅顺，企图东山再起。1914年派儿子宪德到东京再次组织宗社党，以肃王府在奉天、吉林两省的森林和矿山开采权作抵押，向大仓财阀借款100万元，交给川岛作为组织勤王军的经费。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改变了计划，使川岛指挥的勤王军大败，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19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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