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袁崇焕的惨死更早产生的冤假错案，还有于谦。他因成功地保卫北京免受蒙古瓦剌骑兵侵略，荣升兵部尚书，却又不幸地被卷入皇族权力竞争的漩涡。因“南宫复辟”而卷土重来的英宗，不仅废黜了代宗景泰帝，且将景泰帝的大红人于谦一并铲除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于谦堪称是袁崇焕的先驱。这两人的血，相继将西四的刑场给染红了。忠臣的结局居然惊人的相似。从他们身上甚至能找到岳飞的影子。西四牌楼，北京城里的风波亭。
    明朝是忠臣蒙冤的时代，奸臣必然大行其道了。大权奸严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今柴市口胡同旧称为丞相胡同，因内有严嵩故居而得名。
    当然，朱姓皇帝最终必将自食其苦果。李自成围城后，崇祯亲自敲钟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商议，无一人听使唤。大家避之犹恐不及。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寻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相随。
    张中行老人认为在分析帝王时，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皇帝是手里拿着统治权的人物，他的权大到除去他自己，谁都可以杀；其二，他产生并存在于一种极端不平等也就极端不合理的制度之中，他的所有活动(包括享用)都是这极端不平等、极端不合理的具体表现。君主时代的可怕正体现在这里。所谓的中央集权，生杀予夺的权力其实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他的能力，他的觉悟，他的好恶，无形中在影响或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于是一切都像赌博似的，大家把宝全押在一个人身上。此人若是开明君主，或许能营造一段盛世；若是昏庸之辈，那投注者可惨了，全输得精光光。但实际上，这宝是非押不可的，是不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元大都，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打下来的。徐将军进城，先破坏后建设，先把元帝的宫殿捣毁了，继而开始规划新建筑。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元故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一千八百九十丈。”可见明初的北京新城，出自一位大将军的手笔。
    汉唐以后幽燕地区的长城，长期失修，俨然已成危旧建筑。多亏徐将军，向朝廷申请专款专用，使长城焕然一新。
    若干年后，又有一位叫戚继光的将领，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戚继光因在南方抗倭一举成名，后调任为蓟辽总兵(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官)。他颇受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赏识，在蓟州任职十五年间，大兴土木重修长城，增筑了数千座“空心堡垒”(用于藏兵与屯集弹药)，大大地加强了防御功能。“他经常巡视各邵，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黄仁宇语)戚继光如同李广再世，使四处劫琼的草原游猎者们闻风丧胆、偃旗息鼓。蒙古俺答部落只好放弃骚扰政策，转而经营边境贸易(互市)。长期折磨明王朝的心腹大患迎刃而解，皇帝在紫禁城里可以高枕无忧了。张居正亲自写信鼓励拱卫帝京有功的戚帅：“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为边患所苦的大明江山，需要强有力的守卫者。像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来又出过一个袁崇焕，可惜被自己人误杀。台柱子一倒，必将引起宫倾玉碎，明朝的戏该演完了。
    到了晚清，“边患”的问题又扩大化(或日国际化)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前后两次打进北京城，把中国的皇帝都吓跑了。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不堪一击。成了虾兵蟹将。
    内忧外患如债缠身，是因为国中无良臣、无大将吗?恐怕并不这么简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够给清王朝卖命的了。看来还是最高统治者刚愎自用昏庸无能造成的。从1861年咸丰病死后，慈禧控制朝廷达四十八年之久。名为垂帘听政的太后，实际上已成了大权独揽的女皇——虽然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女皇只有武则天一个。慈禧太后掌权的时间，与武则天大抵相当，但在飞扬跋扈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的大独裁者，在手段毒辣、老谋深算方面，并不亚于那些当了皇帝的男人。这样的女霸主，闹内讧、打内战还行(她把太平天国洪秀全击败了)，可在外交上既懦弱又糊涂，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整治得鼻青脸肿，只好一味地拆房子卖地，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此人才能非同小可，但也回天无力。《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都有他亲笔的签名。因而被民众唾骂为卖国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不过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
    1912年，发生了最重要最彻底的一次造反。不仅是针对某位皇帝的，而且也针对整个帝制。觉醒的中国人，再也不要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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