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死后，因为储位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由此必然引起了一阵混乱。 

    雍正即位后，他在《大义觉迷录》里是这样描述整个过程的：“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胤祉、淳亲王胤佑、阿其那（即八阿哥胤禩）、塞思黑（九阿哥胤禟）、胤礻我、公胤裪、怡亲王胤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胤褀以冬至命往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贝勒胤禑、贝子胤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也记载了这一过程，和《大义觉迷录》里时间和过程的描述基本相同，只是在《清世宗实录》中，特别提到雍正曾经进康熙的寝宫问安，“进见五次”。考虑到《清世宗实录》和《东华录》修撰时间比《大义觉迷录》要晚很多，而《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钦定，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这两本书是以《大义觉迷录》作为范本的。 

    因此，对于《大义觉迷录》里雍正自述的这个版本，颇值得仔细研究一番。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据雍正自己说，是在他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把那些成年的阿哥全部召集到寝宫，其中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裪、十三阿哥胤祥，加上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这八个人是在康熙御塌之前的；而相对年轻的阿哥如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和二十阿哥胤祎则是在寝宫外等候，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里面有一点很值得怀疑的，那就是雍正说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康熙已经宣布谕旨：“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在雍正到来之前，那些皇子已经知道皇位继承人的结果了。 

    雍正接着说自己“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正当他“哀恸号呼，实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在诸皇子面前向他宣布康熙的遗诏，他“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三阿哥胤祉等向他叩首，劝其节哀，他这才“强起办理大事”。 

    这段描述颇有戏剧性，虽然读起来非常生动，但似乎也有纰漏。姑且不说雍正当时的反应，什么“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自然是夸大其辞，但无妨大局，倒也不必细究。同治死后，慈禧太后宣布由三岁多一点的载湉（光绪）继承皇位，载湉的老爸醇亲王奕澴听后，也是立即“昏仆于地”，清朝的皇族权贵遇到好事都来这一套。当然，这是闲话了。 

    主要问题出在时间顺序上。雍正是在十三日上午九点或者十点的样子到达畅春园进见康熙，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康熙才撒手人寰，这期间约有十二个小时。如果康熙真的在雍正到来之前已经宣布了有关继位的遗诏，其他阿哥是如何反应？以雍正的能力，又怎能不从其他阿哥的表情上看出点端倪？何况，如此重大的消息，雍正不太可能要等到康熙死后，也就是离第一次宣布遗诏近十二个小时之后，才从隆科多的嘴中得知。毕竟雍正到达康熙寝宫后，在康熙的御塌之前呆的时间不算短，为何康熙不当众再宣布一次呢？ 

    另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他落选皇子们的情绪变化。如果遗诏真的是在雍正到达之前宣布的话，那些阿哥们断然不可能如此平静。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也曾指责九阿哥胤禟在隆科多宣布遗诏后，“突至雍正面前，箕踞而坐”（大意是叉开腿，大剌剌的对面坐着），并且还对雍正这位新君怒目而视，表现极为的傲慢无礼；而原本继位呼声很高的八阿哥胤禩则佯为悲痛之状，即时走出，独到院外依柱凝思，看似平静，其实心中愤懑，激愤异常，叫他做事情，他理都不理。其他皇子的反应也不一而足，或惊讶或愤怒，人生百态，尽在此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怀疑雍正关于遗诏宣布时间的说法了。倘若真是在雍正到畅春园之前公布过一次，其他阿哥断然不会有如此惊诧的反应。总不可能康熙刚死，那些做儿子的连一点悲哀的表示都没有，却对雍正大光其火罢？另外，据说在大内值班的十七阿哥胤礼碰到隆科多得知这个消息，竟然吓得班也不上，飞也似的逃回家去了。 

    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出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关于继位过程的描述可能是弄虚作假了。换句话说，隆科多宣布的遗诏虽然可能是真实的，但不应该是在康熙死前宣布，更不可能在雍正到达畅春园之前，除非康熙当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从各种征兆来看，康熙希望在自己死后宣布遗诏是符合他对储位问题的一贯做法的。康熙晚年之所以迟迟不肯立储，就是不想看到这个事情明朗化之后，导致家庭破裂、兄弟反目，而这是老年的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康熙生前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他宁可选择遗诏在他死后再宣布。不然的话，康熙完全可以在雍正来自己的寝宫之后再当众宣布一次，而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传闻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雍正的描述大部分是事实，只不过对部分事实做了一个有意的错位。从前面的分析基本可以推断，隆科多宣布的确实是康熙的遗诏，即“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但雍正有意将时间提前到他没有到达畅春园之前，这等于是宣布了两次。

    雍正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继位是合法而且名正言顺的，因为第一次雍正虽然没有到场，却是康熙宣布的。由此，雍正证明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也证明了自己在其中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以封住天下人的嘴。鉴于《大义觉迷录》是对开篇的两个小人物曾静和张熙两人揭发雍正“十大罪状”的公开反驳，而且是雍正发给全国士人们学习的宣传材料，其中必定要统一口径，树立雍正的光辉形象，其中的篡改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按下康熙死时的情况不提，再说雍正后面的情况。因为事起突然，雍正在被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便立即着手处理康熙的后事。在康熙驾崩后，雍正在众兄弟的协助下，给康熙换上寿衣，在当天夜里即用銮舆将康熙的遗体运回了大内乾清宫。为免消息扩散，雍正命和往常康熙出行一样运送，暂不举哀。 
 
    在运送康熙遗体的同时，雍正则在隆科多的保护下，提前返回了皇宫，以准备处理康熙遗体等相关事宜。次日（十四日），雍正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和胤祥为总理事务大臣，并封胤禩和胤祥为亲王，同时召十四阿哥胤禵回京奔丧。另外，雍正命封闭京城九门，隆科多亲守朝阙，没有雍正的旨令，即使是亲王也不许入内，这种封闭状态一直要延续到二十日国丧。 
 
    十六日，雍正将“谕令胤禛继位登极”的遗诏对大臣们公布。当时，百官俱缟素，行三跪九叩礼后跪听宣诏。宣诏完毕后百官先起立默哀，随后再次对雍正行三跪九叩礼。由此，礼部将康熙遗诏通报全国，令天下人得知。 
 
    十九日，雍正命礼部官员前往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告祭后，京城城门提前解禁。 
 
    二十日，雍正前往太和殿行登基典礼，接受百官的朝贺，因为康熙刚死，免大臣上贺表。随后，雍正又颁布即位诏书，宣布继承康熙的遗志，并公布了恩旨三十条，改年号为“雍正”，按惯例次年开始纪年。 
 
    雍正在诏书里，呼吁宗室团结，并把诸兄弟召到养心殿发表谈话说：“我受皇考的重托，有幸继承大位。这次皇位承继不像以往，按先后次序而定，就像禹汤传位给桀纣那样，天下人不会因其子孙不善而掩盖禹汤的功德。皇考与我之间的是非得失，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如果我是明君，那说明皇考的传位是对的；如果我是昏君，那就说明皇考的传位是错的。皇考六十多年的圣德神功和千古业绩，我决不敢苟且偷安，自暴自弃，使后人议论皇考传位是错的，有损皇考六十多年的功德圣绩。我的这番苦心，上天和皇考都看在眼里的。大家都是我的兄弟，都受过皇考几十年的抚育之恩，我想应当理解皇考的心情，并且应该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道理。希望大家各尽所能，协助我把事情做好；对我的错误和过失，也请尽量的劝谏和谅解。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同心同德，承认我是应该承继之主，也就承认了皇考传位的正确，这也算是诸位兄弟对父皇的报答罢。”众兄弟如何反应，不得而知。 
 
    十二月初三，康熙的梓宫被移到景山寿皇殿暂时安放，并继续举哀。六天后，即康熙去世二十七天，雍正释孝服，搬进养心殿，正式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

    次年（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亲自扶康熙的灵柩至遵化东陵，将之安放享堂。当年九月，雍正再次来到遵化，将灵柩放入地宫，完成了康熙的整个葬礼。

    雍正即位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康熙担心的“束甲相争”的事情，一路过来倒是十分的平静，让当时朝鲜人颇为吃惊。朝鲜人对康熙死后的局势不抱乐观，他们在第一次废太子时就认为“彼国不预建太子，似必有五公子争立之事”，“康熙死后，兵乱可翘足而待”。但是，康熙驾崩后，并没有出现朝鲜人预测的事情发生。尽管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曾命隆科多封闭京城九门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入大内”。这两个非常措施估计也是为了防范其他阿哥会有异动才采取的非常举措。也许，隆科多封闭京城九门的举动起了作用，城内的人无法和外界联系，那些阿哥们即使想搞出点事来，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朝鲜人对康熙死后的权力交接问题也很关注，朝鲜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关于康熙驾崩时的一些情况，倒可以作为雍正继位的旁证。据他们记载，康熙临终曾有遗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就是前面说康熙因宠爱弘历而决定传位于雍正的这件事。

    由于朝鲜人和清廷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在一些问题的记述上可能比较客观公正，但他们的消息来源需要考证。这条消息虽然不是杜撰，但属于二道消息，是在康熙死了近半个月后，当时朝鲜派人去迎接清朝派出的传讣勅使时听说到的。

    朝鲜人还听说，康熙在临终前对雍正说：“废太子与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这是关于康熙死后对大阿哥胤褆和废太子胤礽待遇安排问题，康熙之所以要跟雍正交代这事情，就是怕到时候新君上台后，会因为当年的储位之争而迫害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这是康熙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要特别打好招呼。（没关照的阿哥，那雍正就不客气了，看来康熙想让儿子们一团和气，在他死后是万万做不到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康熙的这个遗言基本得到了执行。雍正在封胤禩和胤祥为亲王的同时，也封了废太子胤礽的次子弘皙为郡王，第二年还为弘皙在北京西郊郑家庄造了王府，供其居住。另经雍正批准，郑家庄内有护军、领催、马甲并亲随执事等三百四十五名在里面当差行走。郑家庄有房四百间，雍正还说，要是不够用的话，可以再行添造。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胤礽去世，雍正追封其为和硕理亲王，并按照亲王的规格办理其丧事。大阿哥胤褆则一直被圈禁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去世，在生活上也得到了雍正的优待，这比雍正其他几个兄弟的待遇似乎还要好些。由此看来，朝鲜人的这个记载似乎是符合事实的。

    和《清世宗实录》等清朝官书不同的是，《朝鲜李朝实录》里提到大学士马齐领受遗命的事情。在《清世宗实录》和《大义觉迷录》里都只是提到隆科多领受康熙遗命，并没有马齐。但从雍正后来任命马齐为四大总理事务大臣之一的时候，似乎也应该是出于康熙的安排。

    在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让大臣们公推储位候选人的时候，马齐当时是力挺八阿哥胤禩的，相当于“八王党”的领袖。如果没有康熙的旨意，雍正断不会提名马齐做总理事务大臣。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马齐因为公推储位候选人的事件被康熙打了一顿，还被革职退养，但在康熙末年佟国维去世后，满人大臣里缺乏威望之臣与汉臣对抗，于是康熙便让马齐复出，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内务府总管，以维持满汉大臣间的平衡。

    康熙既然不打算把遗诏直接公开给诸皇子的话，他必然要找在朝廷中能够掌控政局、又是自己所信赖的亲近大臣。以马齐的职位、威望及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由他来领受遗命是完全够格而且合理的。不过，马齐之前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至于他是改变了主意还是忠实的执行了康熙的遗诏，目前不得而知。如果马齐忠实的执行了康熙遗命的话，这倒反过来证明了胤禛继位的合法性。

    马齐在雍正即位后被授予高位，但总的来说，他在雍正时期似乎是以一个遗老的身份出现，他除了在康熙帝丧葬期间尽心尽力外，就是主动提出要纂修圣祖实录，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消极。不过，雍正对马齐还是不薄的。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雍正为17岁的儿子弘历指定了马齐的侄女富察氏为嫡福晋（未来的皇后），其目的不外乎通过富察氏家族来笼络和争取原本支持八阿哥的那些满族贵族。由此，富察氏一族在乾隆朝富贵一时（如福康安），这也算马齐为家族挣下的家业。

    和马齐情况类似的是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他和他的家族（佟国维、鄂伦岱等）开始也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在康熙末年因为胤禩屡被打压，后来似乎变得中立。但要说他投入了胤禛的阵营，似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样的话，也只能姑且推论康熙的威信使得隆科多（也许还有马齐）忠实的执行了遗诏，胤禛也由此顺利继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隆科多似乎是雍正继位的关键所在。当时隆科多掌握了京城的卫戍部队，整个京城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出京城。当时隆科多忠实的执行了雍正的命令，封闭京城九门，维护了康熙死后的秩序并防止了任何可能的政变企图。没有隆科多的支持，雍正的继位是不可想象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很多人怀疑雍正在康熙死前，已经拉拢了隆科多等人。他们认为，之所以没有找到马齐、隆科多加入胤禛集团的证据，主要是雍正后来任命马齐、张廷玉等人修撰前朝实录等史书的时候，已经将不利于雍正的材料都删除干净。

    这种说法也有点道理。至少有一点值得怀疑，那就是对比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实录时，康熙朝的记载似乎明显偏少。顺治时期的实录是每年八卷，雍正时期是十卷，乾隆时期是二十五卷，而事件发生最多的康熙朝，却每年只有五卷，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更奇怪的是，不但马齐家族备受荣恩，连修书的张廷玉也颇受殊荣，乾隆即位时便写下诏书保证他死后配享太庙。在整个清代，汉大臣里只有张廷玉有此待遇。

    所以说，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也许真相造已经被湮灭在那些被销毁的材料当中，后人根据前代留下来的史书，也许正被有意无意的引到其他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