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一向以不动情为人称道,但黎东方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后人分析,光绪跟慈禧一样好强争胜,只是他不幸遇到了慈禧,从小就被慈禧管教,慈禧从没给过光绪好脸色。
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他的生活却完全不能自主。到十几岁亲政时,霸道的慈禧甚至不让他有挑选后妃的权利。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数出他一生的七八处大苦,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他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但这个受翁同、夏同善等儒生教育过的皇帝却有着刚强的心性,有着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因此,一遇机会,他就争取表达自己的个性。比如亲政后不久,他就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满清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效,清朝有了世界一流装备的海军。但只有少数人明白,仅仅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领域改革无济于事,不进行政治意义的变法,中国在现代化列强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甲午海战就是最好的例证。拥有一流装备的海军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败于朝贡自家的蕞尔小国的经验,较之败于西方列强是更大的耻辱。
光绪本来是跟师傅翁同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很快转向变法派。
但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当康有为等最初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时,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对中国政治极有经验的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不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胆地实施了一场革命。
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从他小时候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痛除积弊”。
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而光绪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开始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103天中,发布了变法命令110多道。中国的后生学者感慨说,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变法运动很快失败,皇帝被囚,康梁等变法者或流亡国外,或喋血菜市口。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肯让步于从上至下的改革,它就只能等待历史的报复了。
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在侵占北京之前,光绪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使得朝廷蒙难而光荣的机会再次丧失。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三年,慈禧即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新政,但此时清廷的任何表演已经失去了意义。随后的立宪改革更让天下臣民放弃了最后一分幻想,天下臣民,早已从子民的观念跃进到国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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