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下）

    数学是天文历算的基础和工具，为了使自己在天文历算上成为内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加重视，科学不但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湮没失传。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鉴于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为师，学习数学。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经筵日讲，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任务已经十分沉重，但是，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叛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康熙皇帝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把完成计划内的学业以外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数学，以浓厚的兴趣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皇帝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已经学过的知识”。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因为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学习西洋科学。为了这一目的，除南怀仁、安多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苏霖等请人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少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皇帝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辅导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中，康熙皇帝态度认真，不但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懂就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法国传教士白晋于《康熙皇帝》一书中，曾经记载康熙皇帝认真学习的详细情景:   
    “康熙皇帝传旨，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宫，傍晚送警们返回寓所。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法家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德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有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至尾阅读12遍以上。我们用满语把这些原理写出来，并在草稿中补充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除上述课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及算术的应用法。
    “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最初，我们解释的某些证明，皇上还不能理解，这可能是由于证明题本身确实难懂，更确切说，也许是由于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词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论什么原因，一碰到这类证明题，皇上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再三垂问题解。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能像我们想的那样使皇上把这些问题理解十分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就要求我们改日再做解释。当时他约束自己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有一天，皇上在谈到他自己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谈到刻苦学习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他从不感到苦恼，并颇有感触地追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学习规定的一切知识。
    “康熙皇帝充分领会了几何学原理之后，还希望用满语起草一本包括全部理论的几何学问题集，并以讲解原理时所用的方法，进讲应用几何学。同时，皇上旨谕安多神甫用汉语起草一本算术和几何计算问题集，它该是西洋和中国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
    “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两三小时。此外，在内室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数学。由于这位皇帝特别厌烦委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所以即使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晨也一定起得很早。因此，尽管我们经常注意要早进宫谒见圣上，但仍有好几次在我们动身之前，皇上就已传旨令我们进宫。有时只是为了让我们审阅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题。因为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皇上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为了独立解决与我们以往讲过的相类似的问题，曾经做出何等努力，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日渐深入，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如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业了广泛的兴趣。为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在他的授意下，康熙二十一年，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教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无不欢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徕下，洪若翰、白晋、张诚、苏霖同时来华，供奉内廷。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国
传教士白晋为使，回欧招聘教士。于是，康熙三十八年，又有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和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皇帝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在此同时，康熙皇帝则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试验之中。据白晋、张诚等法国传教士所见，康熙皇帝出巡，经常“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大型子午仪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是感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对于和民生攸关的农学，他也极感兴趣并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培育过御稻米和白粟米两种优良品种。其中御稻米不仅气香味腴，而且生长期短，北方也能种植，南方则可以连收两季。他还做过南北作物移植的试验，北京丰泽园、热河避暑山庄种有南方的修竹、关外的人参，山庄的千林岛遍植东北的樱额(沙果)，每到夏天，硕果累累。对于医学，他也极有兴趣，为了学习有关知识并进行研究，他在宫中专门建立化验室，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还极力加以推广。如他发现点种牛痘，对于防治天花极为有效，即在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积极推广。“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但是由于他“坚意为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谕令西方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一书以满汉两种文字译出。至于兴修水利、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项知识因为和巩固统治关系极为密切，更为他所十分关心，如对治理黄河，他不但于“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而且还乘六次南巡之机，实地视察河工，同时又广咨舆情，经过lO多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黄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从而改变了黄河连年溃决的现状，出现了40年的安然局面，对于地理测量，他的态度也十分积极，每次巡幸或者出征，他都注意携带仪器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他又组织一批中西学者对全国进行实测，编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此同时，他也极为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三藩叛乱期间，他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研制改制火炮，并亲至卢沟桥阅视新炮的实弹演习。三藩叛乱平定后，他仍对之表示重视并下令继续铸造，分别配备于全国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坚持钻研自然科学，在其中一些领域中，他还颇有发现。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他根据实测结果认定据西洋新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时刻略有失误。并怀疑可能是“算者有误，将零数去之太多”。康熙五十年，他又根据实测发现当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历推算的“午初三刻”。总之，在康熙年问，康熙翊帝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衰，学习自然科学成了康熙皇帝终身爱好的事业。
    作为康熙皇帝终生爱好的一项事业，和经筵日讲一样，学习自然科学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学习，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至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实际，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以黄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决溢之灾无岁不告”，河患成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国家每次拨出大量帑金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对治河规律盲然无知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务，他一方面博考前代文献，另一方面又多次前往视察，其中关键环节并亲自动手测量，与此同时，还屡集廷议，综观全局，从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次，康熙皇帝重视自然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士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土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难，以功名仕宦为重”，从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康熙皇帝却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努力学习，积极推广，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人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他们有的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有的刻意创新，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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