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有多部文集、专著等。其中《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从《百家讲坛》到《中华文明大讲堂》，阎崇年因为在荧屏上说清史，一下子成了名人。尽管引来“粉丝”无数，但也遭到一些质疑:学者不潜心做学问而频频出镜，是不是不务正业？日前，围绕着荧屏上的说史热、历史剧中的戏说热以及学者该不该成为明星等话题，本报对阎崇年进行了独家采访——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讲历史为什么讲皇帝不讲老百姓？为什么讲皇家文化不讲民间文化？
　　问:现在电视讲坛讲历史热、电视上历史剧中的皇帝戏热······特别是不少电视剧把皇帝描写成勤政、爱民的好君王，有观众甚至觉得电视里演的封建社会挺好的。您对此怎么看？
　　阎崇年:确实，历史剧中皇帝戏多，历史课上说皇帝的多。有一部分观众也问我，为什么讲皇帝不讲老百姓？为什么讲皇家文化不讲民间文化？我认为对皇家文化应该正确地对待。讲皇家文化，就要涉及衣食住行用。衣，皇帝穿的龙袍、朝服，江宁织造也好，苏州织造也好，虽然穿在皇帝身上，但它是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织出来的，反映了我们国家清代纺织业的最高水平。这个水平当时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食，皇帝吃山珍海味，全国各地把好吃的东西做成贡品，供给皇家，它集中了当时我们国家的饮食精华。住，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头，有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实际上也说不清楚。皇家建筑的代表:一个是紫禁城，一个是颐和园，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最优秀的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此外皇帝使用的餐具，皇帝看的书画，都是无价之宝啊。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透过皇家文化集中反映出来的。因此，一味地批评皇家文化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一说到帝王将相就要批判，是“文革”极左的遗风。当然，有人憧憬封建社会也是很荒唐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灭亡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我觉得，作为历史剧应该是大事实小事虚。如果都是实，那就变成皇帝实录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清朝戏，过多地渲染了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侧重一些宫廷里的婚姻关系和乱伦关系。这些有没有？历史上也有，但是个别的。比如有的戏里让康熙和苏麻喇姑两人谈恋爱，历史上跟本没这回事。苏麻喇姑是康熙奶奶辈的，编导却让他们俩谈恋爱，而且谈得死去活来，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比如《太祖秘史》里，努尔哈赤和他弟弟舒尔哈齐的矛盾，主要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但电视剧却硬编成是为争夺一个女人而起的事端，好像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女人！把根本没有的事情完全编造进历史剧，歪曲历史误导观众，作为历史工作者的我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有学者说，这样的编导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亵渎，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为什么说清朝兴盛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更有借鉴意义？
　　问: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您为什么选择了研究明末清初这段历史？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对此有哪些独特的感受？
　　阎崇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有几位老师的先秦史讲得非常好，我的兴趣侧重在先秦史上。我写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自己心里没数，就托人请杨向奎先生给看看。杨向奎原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杨先生看完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觉得我写得挺好，又建议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个: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较丰富，有大量的档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较薄弱；第三，清朝的档案文献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这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学术上响应也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之后杨先生对我说:你研究先秦史没有优势。文献谁都会看，考古材料你没有，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这样，我从研究先秦史正式改为研究清史。我认为，研究历史的一个责任就是探索国家兴亡，而清朝兴盛的历史能够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清史，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一个人精力有限，我觉得要选几个关节点，比如明亡清兴是一个关节点。这个借鉴意义里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合。清朝之所以兴，所以盛，一直到康熙盛世，原因很多，可以写一部大书，简明点儿说就是合。第一是民族合，第二是君臣合，第三是官民合。明朝后期正好相反，民族分，君臣分，官民分。清朝合就强盛，明朝分就衰亡。合不是没有矛盾斗争，但分必定会矛盾激化。同样，清朝也是兴于合而亡于僵，清朝自己也想“亿万斯年”，可是268年就亡了。为什么？简明说就两个字:僵化。即“率祖旧章”——祖宗之法不能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都是合则强，分则弱；合则兴，分则衰；合则治，分则乱。
　　学历史本应在校园里课堂上，为什么在电视上讲历史会受到众多“追捧”？
　　问:在北京电视台的《中华文明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大课”，跟在大学讲课有什么不同？
　　阎崇年:我觉得首先是责任重大。电视台叫讲坛，大学叫讲堂，共同点都是传道授业解惑，都是传递知识；不同的是大学的课堂小，电视的讲坛大。电视有这样一个特点，优点可以放大，缺点错误也可以放大，讲得好责任也大，讲得不好责任更大。其次是众口难调，电视讲坛的受众文化水平不一样。不像大学，大一就是大一，大四就是大四，大致差不多，顶多是选修课上学生的差异大些，而电视观众中既有小学生，也有研究生还有教授。此外，在电视上讲课选择史料、切入点、语言组织等都很难。因为在高校讲课，我自己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讲给你们听，你听不听，反正我要考你；电视里不行，观众不爱听就换台了。所以我每次开讲，就像诗经说的，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点松懈。
　　问:您在电视上讲历史已经有三年了，您觉得在电视上讲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哪儿？
　　阎崇年:史学有几种功能。一种是学术功能，主要是纠正学术上的错误，或者是提出新的观点，推动历史学科本身向前发展。史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广大群众传承历史知识，这种传承仅靠高校是有限的:年龄限制、学历门槛的限制，电视没有这些限制。再者，史学还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功能，电视台办讲座恰恰满足了观众的这种需求。近20年来，电视上历史剧热播，尤其是清朝戏“戏说”成风。到底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可观众不可能都到大学历史系听课去，有人就请我在电视上系统地把清朝的历史说一下。从2004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辛苦点累点，但自己是尽了一份社会责任。
　　问: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对您来说弊多还是利多？有人认为学者不是明星，应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您对此怎么看？
　　阎崇年:有人有这种看法，是善意的但是不全面。学者有多种类型，不是一种模子。第一种类型是学术型学者，就是在书斋里研究思考，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第二种类型是教育型学者，就是教书。像解放以前有一些大学教授也没什么专著，一辈子教书，学术地位也很高，他也是学者，其实在大学教室教书我们也是出头露面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们就不会认为我们一批在电视上讲课的学者是不务正业了。我这些年学的历史知识，通过电视频道传播给大家，从传承历史知识、完成我的做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来说，是做了耕耘也有收获。上亿的人听了我的讲座，这是办多少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院也不可能达到的。我曾经去一所大学做报告，礼堂只有1500个座位，却来了4000多人，过道上被占得满满的，礼堂有4个门，挤破了3个。我的电视讲稿《正说清朝十二帝》现在已经印了24次44万册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原来没想过的。受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的尊重，是一种欣慰啊！同时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在普及当中我自身也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