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密亲王奕劻（1836一1918），是高宗第十七子永璘之孙。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1852年）封贝子。十年（1860年），在皇帝30大寿时晋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时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命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进庆郡王。二十年（1894年），慈禧60寿辰时，懿旨进亲王。二十七年（1901年），加其子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1903年），授军机天臣，总理财政处、练兵处。三十三年（1907年），命管理陆军部事。宣统三年（1911年），授内阁总理大臣。从奕劻的官运亨通来看，确是飞黄腾达。但这又与他仅为远支宗室的家世并不相符合，令人惊讶。其中的诀窍在于奕劻逢迎拍马的本事。极善投机钻营的奕劻，花大价钱首先收买了太监总管李莲英，以探听宫中消息，并在太后老佛爷面前多通融。在慈禧太后面前，又总是唯太后马首是瞻，哄得老佛爷心花怒放。似此，焉能不官运亨通、逢凶化吉呢？据《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诸王七》记载的3次弹劫奕劻的事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御史张元奇弹劾他宴集时召歌伎陪侍劝酒，请予开缺。但皇帝却谕：“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准许开缺之请。第二次，是在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瑆又奏：“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对此，皇帝“命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按其事，不得实，式瑆回原衙门行走。”第三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再奏奕劻父子：“段芝贵（以直隶候补道署黑龙江巡抚）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皇帝“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等“按其事，不得实”，这一歌妓杨翠喜案又不了了之，结”果是上奏者被夺官。宣统二年（1910年），御史江春霖弹劾奕劻任人唯亲”，江被旨令回原衙门行走。数日后，众御史联衔公上《言语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在四川任提学使的赵启霖再次上书弹劾奕劻，结果赵启霖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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