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建国门北大街，西至朝阳门南小街，南与顶银胡同、贡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与大羊宜宾胡同、宝珠子胡同、北总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因明时一总铺在胡同内得名。
东总布胡同明时属明时坊，与今西总布胡同统称总铺胡同。铺，为明代地方保甲制度中之划分单位。据《宛署杂记》中记载：“城内地方以坊为纲”，坊下分牌，牌下分铺，“见行城内各坊，随民居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总铺，即总甲理事之所。总铺胡同当为附近各胡同各铺的总甲所在。清朝属镶白旗，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分东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内53号院，该处原是大杂院，三十年代，陈觉生购得，陈当时任北平铁路局局长，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盖起了一座大宅院。北平沦陷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宅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官所得。抗战胜利后，此处为国民党警察部门。解放后为作家协会所在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忠厚里、小丁香胡同并入。1982年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总布胡同石牌楼
东单北大街的总布胡同，是明代留下的胡同，原名总铺胡官衙名。这也是一条长而且整齐的胡同，东口原先在城根西口在东单北大街。
八国联军人侵北京后，总布胡同西口曾立过一座石牌坊，坊文由光绪帝题写，内容是向八国联军之一的德国赔罪。在这块牌坊的后面隐藏着外国人侵者的强盗行径，又隐藏着掌权者慈禧那拉氏的懦弱与摇摆。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野蛮烧杀抢掠，炮击皇城天安门，在城上留下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直到1952 年修缮天安门时，才被取出。人侵者肆意侮辱皇亲贵族，命令他们去拖大粪车，搬运死尸，还一把火把主张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端亲王载漪府第烧个干干净净，片瓦未存。
在这场浩劫之前，作为堂堂的国家当权者皇太后慈禧表现出不可原谅的摇摆性，她翻手云覆手雨，忽而下懿旨给主战派：‘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忽而因端亲王闹着要杀“洋鬼子徒弟’，光绪而迁怒义和团，给主和派下谕：“保护使馆”。首鼠两端，使人不知所以然，造成事态混乱、恶化。
枪杀克林德的人名字叫安海，又写作恩海的，就是遵照前一道懿旨，奉旨开枪打死那位路过东单牌楼的克林德的。消息报进军机处，端亲王载漪高兴地放怀大笑，庆王奕劻吓得不知所措，连连道：“这事可闹大了，以前杀的是传教洋鬼子，今天杀的这位是使臣。”礼亲王则在旁边打气，说：“这是洋人自取其祸，他先开枪打人，人才还击打他。”安海被捉，是在慈禧西逃出北京，把北京管理大权丢给人侵者的时候。案子被破，起因于克林德的那块怀表。日本雇了一个中国密探叫得洛，他在日本领地的当铺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克林德名字的怀表，询问当铺的主人，得知此表是神机营霆字队枪八队章京安海前来典当的。安海家住在内城车店（胡同名），这个汉奸立刻把情报通报给主子。日本军队马上派人去车店逮捕安海。
审讯时安海面无惧色答道：“我奉长官命令，遇外人就杀。那天我带二三十人在街上走，见一个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站住，对准他放了一枪。轿夫逃跑，我把他拖出轿一看，已经死了。他胸前有块怀表，我就取了下来。我没料到，因为这块怀表暴露了我。但是我是为报国仇而杀人，心中很高兴，你们可以杀了我给他偿命吧！" 担任翻译的是个中国人，他很痛惜这条汉子，故意问：“你平日是不是爱喝酒？”安海答道：“酒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平常能喝四五斤。”翻译又问：“你那天是不是喝酒了？”安海笑道：“我那天一杯没喝，你不要以为我会用喝醉了的理由来减轻我的责任。”安海就这样在克林德被杀之地，踏上不归之路。
德国并不以此罢休，要求中国政府赔礼道歉。清政府不得不在克林德被杀的地点竖立起一座牌楼，牌楼工程巨大，是用白色石头精磨细雕，花费白银120 万两在总布胡同西口大街上立起来的。牌额上刻有“克林德碑”几个字，并有光绪皇帝撰写的上谕，内容是：“德国公使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联深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遇害，联深悼焉。因于死事地方救建石坊，以彰令名，并以表肤族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毋忘联命。”以此，对克林德表示安抚，平息德国激愤。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为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国民不能容忍战败国的克林德碑耀武扬威地继续竖立在中国国土上，便于民国七年（公元l928 年）拆毁克林德碑，磨掉碑名和光绪上谕，镌刻“公理战胜”四字，移建中央公园的南门内，作为协约国战胜纪念碑。20 世纪50 年代，又改刻郭沫若题写的“保卫和平”四个大字，表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热切愿望。
东总布胡同与瞿秋白
东城区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原先统称总布胡同。胡同很长，从东单北大街直抵到城墙根的大牌坊胡同，是北京城最长的胡同之一。20 世纪中叶，它南边的方巾巷被拓宽，成为南小街的一段路，总布胡同当腰原有的一块被方巾巷隔开的路也随之扩展开，便顺理成章地被分做了东、西总布胡同两条巷。
西总布胡同曾因在西口前面立过克林德碑而蒙受过耻辱，东总布胡同则因瞿秋白在此读过书而留下光辉的一页。
东总布胡同今10 号，民国时期的外交部曾在这里办过一个俄文专修馆，以培养俄文人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领导人瞿秋白曾在这里攻读过俄文。并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这也就是他在36 岁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能够用俄语高唱《 国际歌》 的缘故。
瞿秋白是常州人，1916 年底随堂兄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半年后，考人了这所不收学费和饭费的俄文专修馆甲班。
瞿秋白学习刻苦，俄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汉语成绩更是出众，百分制考试中，学校有一次竟给了他105 分，可见他的国文成绩是超水平的。瞿秋白当时的想法是“以文化救中国”。
在东总布胡同俄文学习的前段生活中，瞿秋白这位南方来的孤身游子，在京没有朋友，缺少同龄人的相互交流，除了埋头学习，没有其他社会交流和活动，使他非常痛苦。直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才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和命运。
“五四”运动是我国革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时刻，它为旧民主主义划上了句号，为新民主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了司法总长章宗祥和当时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次长，后任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理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家。瞿秋白的孤寂生活被打破了，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他以自己的出色的辩才、超众的组织才能和鲜明的立场赢得学生们的拥戴，被推选为俄专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北京学生代表大会。
瞿秋白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他和本校同学耿济之、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汇文大学的许地山等人组织了“北京社会实进会”探讨社会问题。
1920 年3 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当年10 月，他走出了北京东总布胡同前往莫斯科。两年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更加热情地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情况，成为李大钊之后宜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积极分子。
应该说，是北京，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培育了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