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朝定都北京，规定旗人住内城，汉人住外城。明代勋贵的宅第被改造为清朝王公贵族的府邸。晚清以后，这个制度逐渐松弛。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住在今天东城的西总布胡同，左宗棠住在西堂子胡同，张之洞住在西域的白米斜街。民国以后，满族人丧失了朝廷俸禄，逐渐式微，不少四合院纷纷易主。但是原有的建筑格局基本未变。
    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许多高等级的四合院成为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机关宿舍与机关驻地。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来到北京以后，先是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的家里，后来被分配到史家胡同一座多进的四合院。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忆：
    北屋之外，我们在东边还有独立的餐厅，西厢房三十多米的两间房还是大哥章可居住。除了北屋的大客厅，父亲还有一个前后院相联通的前厅，一明两暗的前厅，供他和秘书使用。最前一排房子是传达室和车库。
    这是两进房屋的使用情况。其实，后面还有院落，章含之说，她的父亲章士钊感觉太大了，让出去了，成为另一户人家的院落。这样就把多进的四合院变为两个独立的院落。但是，从整体看，四合院里的建筑没有破坏，仍然保持着原有风貌。只是不再是一家，而是分为两家了。
    相对于此，帽儿胡同ll号，就住户而言，则要繁密得多。解放以后，11号成为机关宿合。其中，西路住进五户，中路的可园住进一户，东路的下房，住进更多的住户。
    与章士钊的住宅近似，帽儿胡同11号的建筑也基本保持完好，没有太大破坏，只是由一户变为多户而已。当然，无论是章士钊的四合院，还是帽儿胡同11号，居住之外的其他功能，都被新时代的浪花淹没了。
    但是，对于更多的四合院来说，这样的四合院是少量的，而且也是万幸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北京涌进了大量人口，虽然在旧城近郊修建了一部分机关宿舍，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住在旧城，而四合院的数量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其必然的结果是四合院变成杂院。相对于帽儿胡同ll号，大量的四合院里挤进了稠密的住户，把房屋分割得更为细碎。但是，这一时期的四合院，还是保持了基本格局。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革命”，北京是这场“革命”的策源地。随着“革命”的深入，不少原本属于私人的四合院被房管局接受，分配给更多的居民居住。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原有的房屋住不下了，便在房屋之间的空地构筑房屋，有的院落甚至把垂花门拆掉，在那里建房。更有甚者，不少四合院的大门也被改造为住房。当然，这样的大门必须是屋宇门。大门住人了，为了进出，只有在院墙的适当位置，开辟大门，简单的做法是挖墙门。比如，东城三眼井胡同1号，原本是如意门，坐北朝南，位于院落的东南角。大门被封闭以后，便在东部围墙开门，坐西向东，门的位置改变了，不仅门牌改为嵩祝院西巷6号，自然也破坏了四合院的结构。
    “文化革命”末期，唐山大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大量四合院的房屋受到破坏，虽然经过修理，但是，限于当时的财力，修理是极其简陋的。比如，把屋顶上的清水脊拆掉，把原来的板瓦，改为水泥瓦，原来传统的灰色砖墙，改成红色砖墙，等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开始使用罐装煤气，为了安全，住在四合院里的住户，纷纷在自己的房前建造窝棚式的小房子，作为厨房。一所四合院有多少住户，便有多少窝棚。以至于窝棚林立，遮住了正规的建筑，把宽敞的庭院挤得只剩下狭窄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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