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火三日”。百姓见此告示皆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由此还留下了“只许州官言放火，不许百姓说点灯”这么一句俗语。紫禁城的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也是因避讳才改的，康熙帝名玄烨，玄武与玄烨的“玄”字相同，为讲究避讳改为“神武门”。
    北京的宫殿大门的形式主要有重檐歇山式屋顶的门楼式大门；屋顶前檐的两根柱子不落地，悬在空中，柱头处有精美的木雕刻花和华丽彩画的垂花式大门；在墙上开门洞，门洞上方用琉璃砖瓦贴在墙上做成有横枋、斗拱和屋顶的形式，并在门的两旁砌出壁礅使门突出墙面的随墙式大门；在砖砌的门墩上用发券开出的有屋顶，形态好像在城墙上开出圆门洞的砖洞大门。这种大门虽然比起其他宫殿大门略显简单，但是因为在门的两侧各添加了一道影壁，影壁之上用琉璃砖做成以龙凤或牡丹、宝相花为内容的装饰，如此与环境非常协调，同时，在一种简洁之中含有端庄绚丽之美。宫殿大门除了非常高大宽敞之外，就其装饰而言更是十分讲究，它严格遵循阴阳之说，即天下万物皆有阴阳之分，男为阳，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并将十位数中的双数二、四、六、八、十名为阴数，将单数一、三、五、七、九名为阳数，阳数之九为天数，天大地小，因而九之“天数”格外受到推崇。《易·乾》中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像，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真龙天子主要源出于此，“九五”也就成为了帝位人君的象征。在宫殿大门的装饰中将“九”巧妙地运用其中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以天安门为例：高大的城台下开有中间最高，两侧逐次降低的五座城门。正对五座城门的金水桥跨于护城河上，中间石桥尺寸最大只供皇帝行走，称为御桥。御桥两侧各有十九块汉白玉石刻栏板，望柱上以龙纹为装饰。其中十九块栏板的九块跨在金水河上，伸向南北两岸的各有五块。除御桥之外的四座桥的栏板各为十七块，望柱上的装饰是云纹。天安门门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式黄琉璃筒瓦顶，屋顶是九条脊，脊背上的小兽分别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数一数正是九只；门扇共三十六扇，是九的倍数；门钉是九行九列，九九相乘共八十一枚……
    谈到北京传统建筑的门的装饰，就不能不谈到北京的胡同和北京的四合院。“胡同”一词的由来已久，元杂剧《歌舞丽舂堂》、《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就出现过“胡同”。据近代学者、专家考证，“胡同”的发音是由蒙古语HOTTOG音转而来，HOTTOG意为“水井”，在清代满族人称水井为HUcIN，与HOTTOG的发音十分接近，这一点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胡同的来历，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井人们才能生活得更便利。关于胡同，除“水井”一说之外，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认为“胡同”是由“火疃”、“火弄”、“火巷”的音转而来。元朝建都于北京，将居民按片分开居住，由蒙古人分管，各区片之间必然有通道，这样才能便于交通，管理起来也能比较方便。另外有了通道，在遇火灾之时还能够起到隔火带、疏散人群的作用。而能够说明胡同是由火疃的音转的依据是，“通道”一词在蒙古语中称为“火疃”。关于胡同源于何处，无论是HOTTOG还是“火疃”，很明显都是与蒙古语有关，由此推论胡同应该出现于元朝。随着近些年对元大都的考古证实，现在一些胡同的布局与元朝时元大都规划中对大街、小街、胡同的许多规定也是基本一致的。据明《永乐大典》所辑《析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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