衚衕，这两个繁体字很形象，把胡同夹在“行”字当中，就是可以通行的巷道。胡同来源于蒙语“浩特”，意思是有水井的居民区。元朝修建大都，纵横各九条大街，划分出棋盘式的居民区，区内四合院大小不一，胡同也有宽有窄，宽的可通行骡马轿车，最窄的只能过一个人，名称也象形：头发胡同，耳朵眼胡同。

　　自古“无水不建都”。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丛林茂密，河流甚多，地下水源丰富，小胡同里到处可以打井。胡同与水井密不可分，乃市井文化之渊源。

　　四合院就是四面房屋围着个方形院子，房屋的后墙代替院墙，是非常节约而适用的民居。典型的四合院，北房相对高大，坐北朝南，四季进阳光，冬暖夏凉，属正房，也叫上房，共5间，正中一间堂屋兼客厅，较宽大，两侧各有一间带耳房的卧室，耳房也可住人，大多用作储藏室。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上房由祖父母或父母居住。西厢房3间，上午进阳光，下午不西晒，冬天不喝西北风，由长子或长孙居住，人口少的家庭，也可辟为书房、客房，《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是北京（元大都）人，他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山西，却仍沿用北京人的习惯，让张生住在西厢房。东厢房3间，西晒，喝西北风，由次子或女儿居住。南房4间也叫南倒座，终年不进阳光，喝西北风，属下房，由佣人居住，东南角是大门洞，连着四合院的大门，其余是门房、厨房、厕所。受宠爱的小女儿，可以住在北屋的耳房里，如同闺房，然而，若是嫁不出去，或者被丈夫休妻回了娘家，这样的女儿以及没有生育男孩而又守寡的儿媳，往往也住下房，是不拿工钱的佣人。四合院里面，门对门，窗对窗，哭笑之声相闻，好比一家人围着大方桌和和美美地对脸吃饭，却又是长幼尊卑，等级森严，互相监视着过日子。由此可见，四合院是封建家庭关系的外壳。

　　寿康里拥有十几座新式四合院，说它新，因为这些四合院是按图纸统一建造的，灰砖细瓦清水墙，大约是房地产商于清末民初，为了出租而投资兴建的。老北京的民居，除了“侯门深似海”式的深宅大院建筑材料精良之外，普通的四合院大多破旧了，几百年间来回翻修，外墙抹一层青灰，里面是泥土和碎砖头，很少见到新砖砌成的清水墙。寿康里的住户都是小康之家，独门独院。民谚描绘这种四合院拥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大致如此。天棚，就是在四合院顶上搭个遮阳的席棚，初夏时节搭，秋后拆掉。老北京有这种棚行，杉篙、苇席都由它提供，来几个架子工，半天就能搭好；秋后也由他们拆走，还把院子打扫干净。鱼缸很大，在院子里露天养金鱼。除了红花似火“多子多福”的石榴树，还有葡萄架，夹竹桃，兰花和很多菊花，我的父母都爱花，给了花行定金，他们就按季把鲜花送来。洋车就是《骆驼祥子》里那种包租专用的人力车，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也叫东洋车。我家那辆人力车很新，雪白的坐垫，车灯、车把铜头、脚踩的车铃铛擦得金光锃亮，车夫年轻力壮，除了接送我父亲上下班，他还住在门房，兼听差和门卫。我家有位山东厨师，买菜做饭全包了，他擅长鲁菜，当时北京的饭馆也是鲁菜一统天下。没有胖丫头，却有两位奶妈和一个干杂活的老妈子。我家总共4口人，我和弟弟一人有一位奶妈，断奶之后她们并不走，因为我母亲是北平第38小学的校长，工作忙，基本上不带孩子。家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当时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女性了。家父是大学教授，还在中学兼课。父母一个月的薪金合计超过300（银）元，一袋兵船牌白面（40斤）才2元。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教师的待遇甚高。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年我6岁，至今还记得日寇攻打宛平城隆隆的炮声。家人往窗户上贴牛皮纸条，防备震碎的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挂上棉门帘，说是可以挡住炮弹的碎片。除此之外，老百姓再没有什么防御措施了。一天夜晚，爸爸到小床边来亲吻弟弟和我，把我弄醒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转身出屋。我隔窗看见爸爸提着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了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我在胡同口看见许多伤兵，从西往东撤退，附近的居民纷纷上前送茶水、鸡蛋，人力车夫还主动拉车把伤兵送往医院。后来妈妈告诉我，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日寇，他们是抗战英雄。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妈妈不准我和弟弟出门。秋后学校复课，仍然由奶妈送我去上学。由于父母都是教师，想对我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妈妈多次给我讲她的教育计划，要我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出国留学。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然而，现在我们师大附小校门口挂上了日本的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第38小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我妈妈愤然辞职，不给敌伪做事，还叫我也退学，含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她精心设计的教育计划，在我刚上2年级的时候就被破坏了，怎不伤心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