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北京有三条胡同之称，是颇有可以玩味之处的。
    一日杏花天。   
    一日芳草地。
    一日百花深处。
    杏花天位于地安门外东侧。只有西口而无东口。据说，胡同的西口，原有一座酒楼，也有说是酒坊的，称杏花天。自从晚唐的杜牧之将酒叠印到纷霏的细雨与清明时节的杏花之后，杏花便成为酒的代称而包蕴了一种美妙的意味。
    芳草地位于东大桥路口以南，蓝岛后身。1933年出版的(《北平地名典》介绍：“西通赦家堂，南二口接麦地。”“家”当是“孤”之误。赦孤堂是一处为穷人施合骨灰坛子和收养孤儿的场所。在今芳草地西街。西街之南为芳草地北巷，再南，畴昔皆为麦地，如今盖满了红色的砖楼。民元后，菜市口不再杀人，将刑场移到这里，再后移到先农坛南部，现在的光明里一带。为什么将一个处决犯人的场所称为芳草地?我至今不解。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忒胆大，有大胆的想象力而匪夷所思。
    百花深处在新街口南大街东边，其东是护国寺的西巷，再东是东巷。以现在人的目光看，这是一条狭窄的陋巷。1943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出版了一本不算厚的书——《北京地名志》，说是明万历年间，有一对张姓夫妇在这里种青菜。后来有了钱，又植花种树，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幽雅的所在。当时城中士大夫等多前往游赏，因此“称它为百花深处”。多田贞一说，这个故事见之于《北京琐闻录》。可惜，我手头没有此书，不能做出更多的说明。只知道，在乾隆十五年(1750)的京师全图里，这个地方称为花局，当是养花贩花之处。因此多田贞一转述的故事还是有某种依据的。清末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已有此称，较之民国期间出现的杏花天、芳草地，相对久远。说明我们的古人，至少是清人，对于坊巷一类的名称，并不阿猫阿狗地乱叫，是有着十分优雅的审美趣味的。
    1956年，北海西岸有一条小巷，叫爱民巷，在那里出土了一方墓志。墓主是周元长，故于唐开成三年(838)，葬于蓟城东北七里的龙道古原。二十年之后，1976年，同样是在北海西岸，北海中学的教学楼前，又出土了一方唐代宋丹初夫妇的墓志。记载会昌六年(846)宋丹初的夫人蔡氏，葬于幽州幽都县礼贤乡龙道村西南一百二十步。爱民巷与北海中学均在地安门西大街的南侧。根据第一方墓志，爱民巷一带称龙道古原。唐时，原与村互用。龙道原即龙道村。根据第二方墓志，有人考证，从蔡氏的葬地向东北一百二十步，当为什刹海的前海西岸，现在的龙头井一带。这就昭示，今天的前海附近，在唐代，是曾经称之为龙道村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北京的东北方向，北四环路东段南侧，太阳宫乡的北部，还有一个村子叫龙道村，现在还有残余。在明人《宛署杂记》一类书籍中颇有述录。
    据云，唐太宗东征高丽，路过此村，问这里叫什么名字，一个老人为讨太宗喜欢，即以“龙到”答之。如果是这样，太阳宫乡的龙道村与前海西岸的龙道村，很可能有某种密切联系，是弥足珍贵的。可惜已基本拆光，盖起塔楼，成为芍药居小区的一部分。其称自然也就随之消泯。这就不免令人纳闷而痛惜。
    痛惜什么呢?
    痛惜一段历史的消亡。
    在天坛公园的东门外，有一个地方叫四块玉。原是一处地域性的称呼。五十年代以后分解为四块玉北街、南街之类。在那一带，原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明初建天坛时遗弃于此。后来衍化为地名流传至今。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满人恩海击毙于东单外交部街西口。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把这里的四块汉白玉拉去建克林德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这座石碑迁到中山公园更名“公理战胜坊”。1952年，郭沫若改题“保卫和平”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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