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魏家胡同，马旭初老先生回忆道：“东口路北连着三个大宅院，当时分别是我大姑、二姑、三姑的陪嫁宅邸。正对着路南园林正门的是马家的家庙，胡同内其余的宅地大多是用来出租的。这时期，整个魏家胡同实际上已变成了‘马家胡同’。”
        说到对祖父马辉堂的印象，马旭初老先生更是深刻，“我爷爷身材魁梧，双耳贴壁，既威严又亲切。平时总是布衣、布鞋、布袜。小时候曾经见过祖父留辫子的照片，但打记事儿起，见着他就是一副光头的形象了。尽管家业很大，爷爷仍保持着一副建筑业的好手艺。小时候，他对我们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我们说不好吃的饭菜，他首先吃。他鼓励孩子们应自食其力，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男不吃家庄饭，好女不穿嫁妆衣’。给我印象最深的—件事儿是爷爷带着我们来到大栅栏一带自家开办的店铺里察看，掌柜的给了我一块儿糖，爷爷立刻从自己的衣袋里拿出钱放在柜上，并告诫我们，不准在柜上拿东西，这是规矩。而在我印象中，马家最大的规矩就是‘禁赌’。爷爷虽然没有学历，但却把所有的儿女都送出去留洋。爷爷为人慷慨大度，从不算计别人。记得在他的二十四个把兄弟中，就有白云观的道长和东岳庙、潭柘寺、戒台寺、法源寺的方丈，这些寺院中的建筑一旦出现损坏，马家都会进行无偿的修缮。民国初期，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爷爷将现在位于宽街中医医院的原没落的公主府购下，开办粥场，供难民吃住。因此，在祖父去世时，送殡的场面中，不仅有达官显贵，也有许多平民百姓，而在前面二列站立的全是身穿黄色袈裟的北京各大寺院方丈。
       “由于祖父讲究信誉，为人实在，他掌管的兴隆木厂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每次承包的工程总是质量上乘，因此，在一些大项目的招标中总是屡屡得手。光绪十六年，一把大火将天坛祈年殿化为灰烬，重修天坛祈年殿的工程就由马家的兴隆木厂来完成的，就连修建慈禧陵和光绪陵的重任也无例外地落在了马家的兴隆木厂肩上。为此，户部拨给兴隆木厂一车车的银子，据说从天亮拉到天黑。但此时，清廷实际已国力衰败，国库空虚，光绪驾崩后，由于财力短缺，只得将光绪帝在福安寺停陵三年后才入葬。尽管如此，修建光绪陵时仍欠银20万两。随着清廷的覆灭，那欠马家兴隆木厂的20万两银子就石沉大海了。
      “不过，马家并没有被清廷所欠的银两所击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父亲马曾祺很快就子承父业，建起了恒茂木厂，由于是兴隆木厂掌门人的传人，恒茂木厂的生意自然不错，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如吉兆胡同的老段府(段祺瑞宅)、双合盛啤酒厂创始人郝品卿宅(西交民巷)，时任河北省政府顾问的陈觉生宅(东总布胡同)等一批高官富商的府邸都出于恒茂木厂之作。不过，有着洋文化的父亲，在大木厂生意红火的基础上，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搞起了多种经营，使马家由大木建筑商逐步转型为名符其实的资本家。”
        在“文革”中，出身于这样家庭的马旭初遭到毒打，被扫地出门是可想而知的，而毁于这场劫难的历史文化遗存，却给后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当马旭初一家人在红卫兵小将的监督下，跪着将爷爷、父亲的照片和祖传家谱等物品付之一炬时，很难想到我们今天只能用文字来进行追忆。而在切肤之痛中焚烧圆明园等建筑的图纸时，造反派们也很难意识到这些都应是世界文明的遗存。
        仲冬，阴沉天气里的魏家胡同显得幽静了许多。当我步入18号旧宅院，院里一位热心的王大妈问明我的来意后，热情地为我带路，指点着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情况，“这个院子起先特别大，现在虽然有四十多户人家住在这里，仍然有很多空地，据说，这些空地原来是花园和月牙河。那两座大土堆原本是很大的假山，假山上的太湖石听说是建钓鱼台国宾馆时拉走的。院子里的古建筑这么好，是因为这个园林的主人在建故宫时用的是同样的料。最早院子里的长廊很多，连着每一座房子，下雨天在院里走不会被淋湿，现在大多数都拆了，没拆的也都变成了房子。东院的那片花砖地，据说是院主人用建颐和园的剩料铺成的露天舞厅，你看跟颐和园里的一样。井亭东边原有一个大鱼池，如果现在挖一挖，还能挖出原来的地基……在王大妈的指引下．我在园子里走过一圈后，她又略显忧郁地问我，“眼前我们这里已经成了大杂院，估计要恢复这园林的本来面目，难度太大了。将来我们这里会被拆迁吗?”这句话问得我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涩，我无言以对。
         这时，天上飘下了漫天飞雪，漫步在马辉堂花园中，原本的惬意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门口那棵肌里粗糙的楸树，它似乎在向我诉说着这里的兴衰。我联想到北京曾经风景如醉的适景园、英国公园、漪园、半亩园、寄园、惠园、方盛园、绮园、天春园、可园……又联想起苏州园林，想起了粱思成，想起了古都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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