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儿胡同7号；在一轻研究所的院子里找到了荣禄的西式小楼，感觉就像在华尔街上发现了一座标准的四合院。想像一下，一百多年前，菊儿胡同路北的高墙后竟伸出一个欧式屋顶，一件原汁原味的舶来品。刚摘下顶戴花翎的军机大臣荣禄，朝服还没来得及脱，就走上晒台。长袍马褂角拂过柱头上的西式雕花，带着翡翠扳指的手扶在充满曲线美的西式护栏上。他就这样站在小洋楼上，看花园里的水榭亭台。一边享受着刚从海外订购来的天鹅绒面沙发，一边盘算着变法已经不可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周旋在光绪与慈禧这对矛盾白热化的母子之间，既不违抗慈禧，也不要太得罪光绪。
    戊戌变法时，荣禄出言：“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位晚清当红政客，多少给人以坚决排外的印象，究竟为何，他的府邸里会堂而皇之地出现一座西式建筑呢？
    集合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以外其他几本书，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荣禄：他既不是守旧的保皇党，也不是新潮的维新派。自从23岁被户部尚书肃顺“修理”了一次后，他终于搞清楚了自己的地位——一个政客，一个需要权力，为保住权力而始终生活在强权的夹缝中随时观望的人。于是，他用更多的精力去揣摩别人的心理，在官场上，他表现的多半不是自己的意识，在审时度势之前，他不会多说一句话，更不会轻易行动。换言之，他不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如果外来建筑的风居然吹开了这样一位保守派的家门，也就是说，这阵风已经开始席卷京城了。
    比起口岸城市来，北京的外来建筑来得比较晚。这与北京城的严谨布局有关，明清政府都时北京城内的建筑规格有严格的限制，大门开在哪儿．什么式样，房高多少都有相关条款，一旦“逾制”就要被重罚。因此，经常能在史料中找到类似的记录——某某官员，甚至亲王，因此而受罚。这种以在建筑上体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城市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却限制了建筑技术发展的空间。
    当圆明园从康熙年间开始，历经150多年完工时，世人称叹，认为是建筑史上的一个飞跃。圆明园对于中国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这座西学东进的产物发出了一个信号，西式建筑已经影响到了帝国的核心群体——皇族。从此，王公贵族们也争相效仿，北京的欧式建筑越来越多了。就在菊儿胡同以南的后圆恩寺胡同里也有一座西洋式的楼房，也就是现在的友好宾馆。当年这是庆亲王奕劻二公子的府邸。此外，张自忠路上的段棋瑞政府旧址，也是清末的西式建筑，从这种种遗留可以感受到清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带给北京的强烈冲击。
    其实，西式建筑进驻北京只是西学东进的一个侧面，北京的西化之风又岂止在建筑方面，《红楼梦》里，刘姥姥曾经被贾府的自鸣钟吓了一跳。到了民国，钟表对于北京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物件，当然更多是身份财力的象征。建筑形式的更替也是这样，中式的四合院与西式的洋房，说不上哪个更先进。也许西式的建筑更节约空间，可清末的西式建筑多数都是为了王公贵族而建，对于他们来讲，家里有良田千顷，空间根本不是问题。他们选择西式建筑，大概是因为西式建筑更富变化，让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不那么呆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就是这样，先是看得见的，就像一座罗马式建筑代替一座硬山顶的正房，一块手表代替一个日晷；后是摸不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了几百年，终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