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左宗棠传》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这位出身寒门，性情直爽，一生戎马，又曾位极人臣的读书人，用生命前40年的踌躇来得来后30年的辉煌。但是，左襄公这一路一走来的滋味，无奈、磋叹，甘苦自知。否则，他为何会留下“世代不为官’的家训?这是中国士人都会有的感慨吗？
    中国“士”的传统从先秦以后就没有中断过，从春秋战国开始，“士”由社会的末等严孵向知识阶层过渡，开始活跃在社会，尤其是政治舞台上。刚开始，他们奔波于诸侯国家之间。之后“士”渐渐成为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砒柱，这自然是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结果。但不论有没有考取功名，士人的传统都始终与“道”联系在一起“士志于道”，是中国士人代代传承的信念，是“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士”讲的就是典范、精神、内在修为．他们具有宗教中承当忍耐的精神。
    左宗棠13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但在考进士不第之后，从此就绝意于考场。在中烟传统文化中浸染多年，‘士’的“忠君报国”、“明世救道”的信念也同样深深印在左宗棠的脑海里。1871年，沙俄以武力侵占伊犁，左宗棠则以“尺寸不可让人”的激愤，以户年亲征出关，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气魄。新疆平定了，左宗棠开始在新疆建行省、修水利、种桑养蚕，在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种上几万裸绿树。没有钱他把自己每年有两万两廉金，寄回家去两百两，剩下的用来补贴。十年戎马书生老。离开西北时左宗棠已经68岁。
    当然，历史中也只有一位左宗棠能。他曾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翻之阶耳”，17岁开始，左宗棠开始关注经世致用之学，研究水利、兵法、地理、农业、事实上，从道光年间开始，中国上人的学术精神就从古典研究转为经世致用，这是一次理性的转变。
    左宗棠无论在西北还是在两江任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举人才、设书局，招商开市、造枪造炮。与李鸿章办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他认为企业聘外国人，只能让他们参与管理，但不能掌握控制权。马尾船政局是左宗棠在福建力、起来的中国第一间造船厂，共造出战舰15艘，培养了严复、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经世人才。
    左宗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表明：中国的士人有着科考中第以外的更为蓬勃的生命。1905年，随着光绪帝一纸诏书的落定，中国繁盛千年的科举废止，在中国生息千年的士人也一去不返。“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是“士”的遗存和风骨却仍然或深或浅地烙在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位西方学者说，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这是和西方大相径庭的。在西方，这些价值追求是大家的事情，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令人失落的是，这种担当似乎正在中国的“新新人类”中消失。中国社科院做文化史研究的李长莉博士告诉我，从形式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从其精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着现实的生命力，那就是它那超脱于现实的精神担当，它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