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听说这里要拆，还要恢复三里河的原貌呢。老太太连连摇头：我可不愿意拆迁。我说拆迁多好，您不用再住8平方米的小屋，可以住上大一点儿的好房子了。她接着摇头：拆迁补的那么一点钱，哪能买得起房子?
        自从老伴去世，她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偶尔女儿来看看她，幸亏她身子骨还很硬朗，残年余生．实在不想再折腾了。她说的是实情，旧城的拆迁，只能是肥了开发商的腰包，让富人更富，并能够搬进城市的中心，而让穷人离城市的中心越来越远。
        告别老太太，来到鲜鱼口，过去鲜鱼口靠着长巷头条这一截叫梯子胡同(因是原河堤，渐渐高起来的坡像是梯子而得名)，是以前长巷上头条和下头条的分野。下头条把口路西的一座二层楼，雕花砖墙，拱形门窗，都是西洋风格，是当年这一带最为气势堂皇的建筑了。楼中间匾额底色变成了斑驳脱落的铁锈红，但“永昌发”三个瘦筋体的大字还很清晰。我一下子闹不清这个“永昌发”到底是什么字号的买卖来了。
        正好路过这里一个高大魁梧的老爷子，看出了我的疑惑，高声地对我说：这就是长春堂啊，就是当年那个要买天安门楼子的长春堂啊!
        他说得没错，是长春堂，乾隆五十九年(1795)在这里开张，不过当初只是一间不大的铺面平房而已，盖起这座楼来，是民国以后起码是在长春堂发明了避瘟散以后的事情了。避瘟散，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大清楚是什么药，当年，可以说一直到解放以后我小时候，都是非常有名的避暑良药，足以抗衡当时称霸一方并大肆倾销我国的日本仁丹。记得在演过去的老电影里，不是出现仁丹，就是出现避瘟散的广告牌子。当时北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三伏天，您别慌，快买闻药长春堂，扑进鼻里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渐渐地形成了可以和同仁堂、鹤年堂相媲美的药铺，成为当年北京号称三大药铺之一。
       不过，这位老爷子说长春堂买天安门楼子的事，记得有误。日本鬼子占领北京之后，知道长春堂生意红火，发财有钱，确实有向长春堂敲竹杠的事情，那是让长春堂买前门楼子。长春堂的老板没辙，只好掏钱，成为了长春堂历史的一桩奇闻逸事。
        还是这位老爷子告诉我：那年长春堂着大火，把人家大众戏院都给烧了，赔人家好多的钱。后来长春堂就不行了，现在这一片连大众戏院都成了北京杂技团的院子了。
        老爷子这回说得一点儿都没错，1942年初秋，长春堂因电线失火，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昔日的辉煌，都消失在这一场大火中。长春堂发达以后，买下了长巷头条里好几个院落作为房产，或建制药车间，或做印刷局(印制自己药品的包装)，还开了庆丰堂饭店、谦祥益织布厂和亿兆百货店。那时候的长春堂，很像现在财大气粗的公司，钱多得扎手，便纷纷投资，四出伸手，遍地开花。解放以后，长春堂搬到前门大街上，从这里的匾额来看，“永昌发”大概只是一家小买卖了。它对面的小店的女老板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卖眼药的。
        走进长巷头条，路西往南一溜原来都是长春堂的地盘，现在成为了杂技团的仓库和培训班，有个别身材娇好穿着入时的年轻女子出入，不知到底是做什么的。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更何况已经过去了200来年的长春堂呢。
        如果说长巷一至五条这五条胡同像是一出戏，也有开场、有高潮的话，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所有来这里的人而言，都会认定高潮应该在长巷二条的汀洲会馆。
        这样说，是绝对有道理的。汀洲会馆建于明弘冶年间(1488—1505)，如果按照建成的1505年来算，迄今已经有整整500年的历史．不要说在整个长巷五条胡同，就是在前门外这一带的所有会馆里，论年头也是绝无仅有的硕果独存。更何况，它大小6个院落的格局还都健在，房屋虽然几经修茸，也几经破坏，但基本的风貌还部保存着，没有大的变动。
        就我个人而言，汀洲会馆对于我有一段特殊的感情。我的朋友建国，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发小，到北大荒插队又在一个生产队，相加起来在一起的时间前后有14年，一直到回到北京各忙各的不在一起，从来都是如影相随。那时候，他家就住在汀洲会馆东院三间坐北朝南的北房中间的一间，那一间房子是前后起脊，也就是说比平常的房子的径深要宽出一半，他家就从中间的房柁那里截上一面隔断墙，房子一分为二，中间拉一布帘，立刻变成了两间，即使分成了两间，也比平常的房子大些，起码比我家住的屋子大。这就是汀洲会馆的格局，大会馆，就是和一般的会馆不一样。那时，他父母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5口人住在这里，再大的房子也就显得小了。我是他家的常客，特别是插队回家探亲和我从北大荒调回来之后，更是常常到他家去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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