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花市

        元明清这三个朝代，留给解放初期北京的胡同，至少有6000多条(包括以街巷相称的)。它们如同低眉顺目，身着灰色布衣的百姓，匍匐在金碧辉煌的有9999间房屋的皇宫周围。在崇文门外，京城的东南隅，曾经有一大片保存非常完整的胡同。那是京城最大的手工业区之一，叫花市地区。关于花市称谓的由来，世居于花市的丁家祥老人告诉我，当年花市因为绢花闻名于世，形成了以绢花为主的集市“花市”。后来，花市就叫开了，就变成了地名。关于花市形成的确切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但许多人认为花市至少形成于乾隆年间。花市的鼎盛时期公认在民国时期，衰落在日占时期，消亡在解放以来。当年的花市是京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除了隆福寺与东安市场，再没有哪里可以与之媲美。我在此所说的“最后的花市”，是指经过一二期改造之后，幸存的花市大街、上头条至上四条、中二条至中四条以及羊市口大街等胡同。它们就和其他胡同一样，在北京大规模的拆迂中湮没于尘埃中。自2001年5月，我开始对北京胡同进行全面的普查性的拍摄，截至2003年8月11日，我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京仅存1100条左右相对完整的胡同。其中包括花市的十几条胡同。转眼4个月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不知道现在北京所有的胡同凑起来，能否够1000条。因为尽管保护胡同的政令，颁布的不止一个，但胡同中的铲车，一直在轰鸣。许多胡同。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拍摄或刚刚拍摄一半，就已经灰飞烟灭了。花市的胡同，也没有幸免，截至2005年12月，花市仅存几十间房屋，它们就如寒冬残存树上的枯叶，凄凄凉凉。

花市，没有花瓣只有残砖断瓦的凋零
         2003年12月11日，我远赴华东华南等地区采访两个月，匆匆返京后，就忐忑不安地奔到花市。花市已经完全让我不敢相认。曾经熙熙攘攘的胡同，到处残垣断壁。除了拾荒人的走动显示胡同还有些许的生气之外，就是一片沉寂。许多曾经熟悉的老人、胡同以及四合院，踪迹全无。丁家祥老人说，开始于2003年3月的东花市三期改造进行到目前，80％以上的房屋已经被拆，原有的4700户居民，已经迁走4000余户，花市就要完啦。黯然神伤的我，伫立寒风中，慢慢地回忆着记忆中花市那最初的样子。
        2001年5月的一天，初来北京的我，骑着自行车毫无目的地乱撞。我来到花市上四条21号的一座古老的二层楼前。只见—位中年妇女在织毛衣，一位老者在做木匠活，一位中年男人蹲在地上，端着饭碗当街吃饭，老宅的花丛中，还有几只麻雀呜叫着跳上跳下。这画面，让我不敢相信这是北京，我立即举起了相机。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宅子就是当年久负盛名的“青山居”玉器市场。至今许多老北京人对它还记忆犹新。
        自从那一天起，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胡同。我数十次深入花市地区，采访拍摄，记录那里的胡同、四合院，追寻“大烟袋锅”、“内明远”等老店铺，探访崇文门课税司、文秀的故居等历史遗迹。花市那较为完整的胡同、门墩、门联、四合院；热情、慈祥、诚挚、大方的老人；还有房檐的乳燕，门楼上的小猫，枝头的鸽子等等，无不让我魂牵梦绕。
        2003年3月的一天，我拍摄中三条。来到53号时，眼睛一亮。只见古老的松木大门上镌刻着一副京城少见的对联：“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在斑驳树影的映衬下，生出了摄人心魄的美。正惊叹中，大门咯吱咯吱地打开了，走出—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聊天中，知道她叫刘秀英，时年68岁，租住此院近40年。我想她与古老的门、高雅的对联组合在一起，该别有一番韵致。我请她坐到门旁，拍摄了几张，但总觉得意犹未尽，琢磨半天，又请她坐到门中间，我连拍了多张。
        2003年3月25日，我在中三条30号前看到一位老奶奶正安详地晒太阳。她的影子与树影叠在—起，那种沧桑的美让我的心一动。我立即拍摄。老奶奶并没在意。后来，采访中我才矢日道老奶奶叫谢凤清，已经91岁。
        2003年7月的一天，我在上三条采访。那天天气令人窒息地奇热，胡同中热浪翻滚。我喝光了随身携带的两大瓶子水，嗓子还在冒烟。我知道附近没有小卖店。我咬牙背扛着几十斤重的照相机以及三脚架，继续前行搜寻目标。忽然，门道里的—位素昧平生的老大爷对我说，喝口水吧。他正在纳凉。以往，我是绝对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但我接过了老人家的水，而且一饮而尽后还索要了一大瓶子。不是因为渴，而是在于胡同老人的真诚值得信赖，那也是我对胡同老人整体的信赖。那是来北京以后，第一次喝别人送的水。另外的—件事，也让我难以忘记。同年9月的一天，我急着寻找文秀住过的地方(据说，当年文秀是从上头条辗转它处进宫的)，连问了几人，均无结果。这时。一位女士平静地告诉记者，到那条胡同多少号门牌去找谁打问。身边的一位老大爷说“这就是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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